第24章
这是司马师继承司马懿权柄后经历的第一战，本应以惨败收场，却在他的完美演绎下将危机化为无形。
几乎与此同时，雍州刺史陈泰（陈群的儿子）上疏，请求朝廷准许他讨伐屡次滋扰边境的胡人游牧部落，此事得到了司马师的首肯。可不承想，因为陈泰这封上表，边境两个郡的百姓担心要服兵役，纷纷举旗反叛。
陈泰很是惭愧：“二郡反叛都怪我草率行事。”
然而，司马师将陈泰的过失全揽到了自己身上：“二郡反叛是我的错，跟陈泰无关！”
在高平陵政变时，陈泰曾出面劝曹爽放弃抵抗，为了这事，他一直备受煎熬。而今，不管他愿不愿意，他必须得受司马师一个大大的人情，这让他内心更加纠结。
为《资治通鉴》作注的宋元史学家胡三省这样评论：“司马师引咎自责，让那些本该获罪之人对他感恩戴德，由此巩固了权势。正所谓盗亦有道，更何况是要盗窃国家社稷呢！”
一桩离奇的谋杀案
东关大捷让诸葛恪信心爆棚，他打算再接再厉发起更大规模的伐魏战争，这次，他决定跟蜀国联手。于是，诸葛恪派幕僚李衡前往蜀国，拜见卫将军姜维。诸葛恪为什么要跟姜维沟通？这不能不说他消息灵通，因为蜀国刚刚发生了一起大事。
已经冷落蜀国太久了，自诸葛亮死后，蜀国在蒋琬和费祎治理下进入了很长时间息兵养民的稳定状态，卒如诸葛亮死前的安排。
其间，蒋琬官拜大司马、录尚书事，兼领益州刺史，执政十二年，开府治事八年。开府，指那些顶级重臣拥有建立自己幕府的权力，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这个府即指诸葛亮自己的幕府。通常情况下，只有大司马、大将军、三公这一级别的重臣才有资格开府。重臣一旦开府，俨然就形成了一个可以跟朝廷分庭抗礼的小朝廷，权力极重。蒋琬开府后屯驻在汉中，他虽然也多次让姜维率军攻入雍州西部，但战争的规模都很小，只是以攻代守。
蒋琬死后，费祎官拜大将军、录尚书事，兼领益州刺史，执政七年，其中开府治事不足一年。也就是说，他刚刚被刘禅允许开府几个月便死了，让人想不到的是，费祎乃横遭暴死。
就在魏国和吴国结束东关之战的翌月，也就是公元253年2月，正逢农历春节，费祎在益州汉寿县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岁首年会。
“恭贺大将军开府！”同僚逐一向费祎敬酒。
费祎开怀畅饮，自蒋琬死后，他足足等待了六年，终于在去年获准开府。此刻，他意气风发，一杯接一杯地狂饮，不知不觉已昏昏睡去。聚在费祎身边的同僚见状，纷纷知趣地散开，以免打扰到他。
突然，睡梦中的费祎被胸口一阵刺痛惊醒。豪饮过后肉体感觉异常迟钝，他缓缓睁开眼，左将军郭修模糊的面孔浮现在他眼前。
“大将军，下官给您敬酒！”可是，郭修手里握的却不是酒樽。
费祎艰难地咳嗽起来，鲜血从口中喷出，他这才注意到，一把利剑正插在自己胸口。
“郭修……你……你为什么要杀我？……”费祎凝视郭修的眼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仿佛有所醒悟，“难不成……你是……”这话还没有说完，他便魂归西天了。
“大将军被刺杀啦！”酒席宴立时陷入混乱，众人呼唤侍卫，“快！快拿下凶手！”
郭修毫不畏惧，他冷漠地环视着将他团团围住的侍卫，然后抽出费祎胸口的利剑，自刎而亡。
大将军费祎被左将军郭修刺死，这桩谋杀案不仅震惊蜀国朝野，就连魏国和吴国也大感惊诧。
郭修究竟是什么来头呢？他原本在魏国身份低微，投降蜀国后官拜左将军，政治前途一片光明。可是，这位左将军大人屁股还没坐热，竟干出这种自毁前程的疯狂举动，且根本就没打算全身而退。他图的是什么？另外，他来蜀国时间不长，究竟能跟费祎结下多大梁子？堂堂一个三品左将军，就算要刺杀政敌也该指使手下去干，但郭修居然亲自操刀实在不正常。
众所周知，侦破谋杀案最有效的办法是要找到被害人死后的既得利益者。那么，费祎死后，谁得利便是本案的关键点。
其一，郭修连命都没了，他肯定不是既得利益者。
其二，费祎是蜀国最大的鸽派执政者，他以反对北伐被人称道，在这个问题上，他有着与皇帝刘禅、绝大多数同僚以及巴蜀百姓相同的政治理念。这就将嫌疑人的范围进一步缩小。
其三，有人怀疑魏国是本案的背后主谋。抛开费祎身为鸽派重臣的立场不提，单说郭修从被俘，到遣送成都，又受封高官厚禄才得以能接近费祎，这中间存在无数偶然因素，绝不可能事先安排好。再有，直到刺杀事件发生的八个月后，魏国朝廷才后知后觉下诏追谥郭修，这也从侧面印证，魏国事先根本就不知道，即使知道后也觉得很无厘头，因为费祎一死，蜀国鲜有的鹰派重臣姜维上台，开始频繁举兵侵入魏国疆土，这分明是给魏国带来了莫大麻烦。自然，魏国不可能是刺杀费祎的主谋。
到底谁从中得利？于是，费祎的政敌，同时也是费祎死后唯一的既得利益者——鹰派重臣姜维入镜。
自诸葛亮和魏延死后，姜维是屈指可数对北伐念念不忘的人，等到费祎执政时，姜维每次想出兵伐魏均被费祎束手束脚，终费祎一生，每次拨给姜维调遣的士卒从没超过一万人。而费祎死后，姜维终于挣脱了束缚，集蜀汉军权于一身，并将蜀汉再度拖入频繁北伐的时代。
不过，姜维跟郭修又是什么关系？让我们从史书的蛛丝马迹中深入寻找。
在《魏氏春秋》中记载，郭修原是雍州平民（另一说法为中郎，相当于一个地方小公务员，总之身份很低），一年前被姜维俘虏后送到成都，官拜左将军。从平民（或中郎）晋升到左将军，这简直匪夷所思。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可以拿两个同样从魏国归降蜀国的人做一番比较。
第一个是出自魏国名族的夏侯霸，他在魏国时官拜右将军（三品），因政治避难逃到蜀国，官拜车骑将军（二品），比他之前的官位提升一级。对了，他还是刘禅儿子的舅舅。
第二个是被诸葛亮寄予厚望的“雍凉上士”姜维，他出身雍州天水郡豪族，在魏国时任中郎（这和郭修一样），投降蜀国后成为诸葛亮的幕僚，随后几年里，他凭借无数军功，才渐渐混到了卫将军（二品）。
还有一点必须说明，以上二人都是主动投奔，再反观郭修，无论他是平民也好，中郎也罢，乃是一介俘虏，且在毫无作为的情况下居然一步登天，仅半年就当上了左将军（和夏侯霸在魏国时的官位平级），如果没后台是绝不可能的，到底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
假设说郭修有后台，他的后台又是谁？纵观蜀汉那些位高权重的重臣，和郭修同样出身且是老乡的唯有一个姜维，而郭修又恰恰是被姜维俘获并送到成都的。由此推断，郭修的后台极有可能就是姜维。
回过头来讲姜维，可以说，在北伐这个问题上，他和蜀汉公卿存在极大的矛盾，再加上他是雍州降将，更让他形单影孤（蜀汉政坛大部分是荆州人和益州人）。倘若姜维真是郭修的后台，那倒很容易理解了。毋庸置疑，姜维渴望扶植自己的政治势力。
在魏帝曹芳追悼郭修的诏书中这样写道：“郭修在大庭广众之下手刃费祎，勇气过于聂政，功劳超过傅介子，可谓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特追谥郭修为威侯，以让忠义之士名垂青史。”
南朝著名史学家裴松之对诏书中的说法予以质疑：“郭修在魏国仅是一介平民，不食君禄，也无尽忠之责，若想展示气节，可以选择殉国不降。他既然投降了又去刺杀同僚，这种行为既无道义可言，又谈不上给魏国立功，说到底只是一个不通情理的狂士罢了。”
裴松之没有深究下去，他将郭修简单地归为一个不通情理的狂士，可如果郭修仅仅是一介狂士，何以被姜维如此看重？又官拜左将军高位？这实在是充满了无法解释的矛盾。根据种种推断，郭修越来越像一名受姜维知遇之恩，便以性命相报的死士。
巧合的是，在整个三国时代，以豢养死士被载于史册者寥寥无几，姜维正是其中之一。《傅子》中写道：“姜维好立功名，阴养死士。”前文提过，有同样特殊嗜好的司马师凭借三千死士发动高平陵政变，除掉政敌曹爽，姜维的死士又用来做什么呢？史书中没有写。
那么，郭修若真是姜维门下死士，他和姜维之间又有怎样的内幕？究竟达成何种交易以至于不惜亲赴黄泉助姜维除掉政敌？人死无对证，这些也只能永远埋于地下了。
费祎生前曾反复跟姜维这样说：“我们远不如诸葛丞相，丞相尚不能平定中原，更何况是我们呢？不如保境安民，稳定社稷，等待有能力的贤才出现扭转乾坤吧。你千万别抱着侥幸心理和魏国决战，倘若失败，肯定追悔莫及！”
现在，姜维再无须忍受费祎的喋喋不休了。他终于挣脱了束缚自己手脚的绳索。
最后，我们以史书中的两句原话作为这段故事的结尾。
《三国志·姜维传》中载：“十六年春，祎（费祎）卒。夏，维（姜维）率数万人出石营。”
《三国志·后主传》中载：“正月，大将军费祎为魏降人郭修所杀于汉寿。夏四月，卫将军姜维复率众围南安。”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这两篇文章中均将费祎之死和姜维出兵串联在一起，是不是暗有所指就不得而知了。总而言之，一场突如其来的暗杀让姜维独揽蜀汉大权，也结束了蜀汉近二十年的休养生息，从此，北伐曹魏的时代再次到来。
违众北伐
公元253年3月，费祎死后没过多久，卫将军姜维见到了诸葛恪派来的使者李衡。
“如今魏国政归司马氏，群臣彼此猜忌，东关战败后又民怨鼎沸。倘若趁这机会，吴国从东攻入，蜀汉从西攻入，必能大获全胜！”
李衡这番话可谓言之不尽，魏国政归司马氏，吴国难道不是政归诸葛恪？蜀国难道不是政归姜维？更何况，魏、蜀、吴这三个国家中，蜀国臣民由于历史原因，对主动挑起北伐战争是最反感的。在诸葛亮死后这些年，即使是原先那些荆州籍臣子也大多被巴蜀本地人的价值观同化。蜀国本是小国，凭借地势自守尚可，但要讨伐强大的魏国无异于蚂蚁撼大象。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干那些劳民伤财的事？
不过，在以荆州派和益州派为主的蜀国臣子中，出身雍凉的姜维却是个异类，他对北伐如此执着，与其说是继承诸葛亮遗志，不如说是契合自己好大喜功的性格。另外，诸葛亮的志向是收复中原，是故，他历次北伐的战场都集中在雍州中部，而姜维的北伐，则集中在雍州西部，这除了姜维吸取诸葛亮的教训，认为雍州中部难以攻克外，也不排除他祖籍雍州天水郡（位于雍州西部）这个因素。或许，在姜维心里，想的是率军平定他的老家，借以光宗耀祖吧？不管怎么说，史实上，诸葛亮死时从未授命姜维继承其未竟之业，反而提拔蒋琬和费祎这两位鸽派臣子执掌大权，而对另一位好战分子魏延则选择了放任自流。可以看出，即便是性格纠结的诸葛亮，在临终前也试图将蜀国扭转回正途。
但李衡的话正合姜维的意，他给姜维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出兵理由。
“说得好！你回去禀告诸葛太傅，我一定和他同举大军北伐曹魏。”
李衡不辱使命，顺利返回吴国，而这个时候，诸葛恪正独自应付着来自同僚反战的压力。
吴国公卿纷纷上奏：“先帝刚刚驾崩，社稷不稳，吴国远弱于魏国，不能接连劳师动众。”
诸葛恪反驳：“当初刘表手握荆州十万大军，却不敢跟曹操争锋，以至坐以待毙。司马懿已死，司马师根基尚浅，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
“司马家族控制魏国政权已历经两代，司马师智略非凡，怎能说根基尚浅？太傅轻敌才是用兵大忌！”
“再说什么都没用，这事我已经决定了！”诸葛恪拂袖而去，并写了一篇文章申明决心。
“俗话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自古帝王无不为统一天下殚精竭虑。若再等十年，魏国的强大远胜于今，那时候纵使伊尹、管仲再世也无能为力了。昔日，叔父（诸葛亮）屡兴北伐，我夙夜忧叹，唯希望能秉承忠臣遗志。”诸葛恪仰慕诸葛亮举倾国之兵北伐的壮烈，可也仅限于此，至于说什么忠臣志向，这在他身上倒没什么体现。
诸葛恪将文章发给同僚传阅，作为战前动员书。没几天，他接到丹杨太守聂友寄来的信。
诸葛恪和聂友交情深厚。他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并非出于对老友的思念，而是希望能得到老友的理解和支持。
聂友的信这样写道：“先帝（孙权）很早就想从东关攻入魏境，无奈从未如愿过。之前东关大捷实有诸多原因——敌攻我守、将士舍生忘死，或许还要仰赖上苍庇佑。但这些优势很难再现，希望您能息兵养民，等魏国出现动荡再伺机而动。”
诸葛恪逐字逐句地读着，神情从最初的渴盼变成失落与愤怒。他给聂友回信：“没想到连你都看不透天意，回去再好好读我的文章吧！”此后，吴国群臣再无人敢劝阻。
东关之战仅仅过去两个月，公元253年4月，诸葛恪在举国上下一片反对声中兴师二十万伐魏。
临行前，诸葛恪强行征调镇守南荆州乐乡的朱绩跟自己出征，然后把乐乡划入弟弟诸葛融的辖区。早年间，就是王昶围攻江陵那场战役中（公元251年初，王淩案发前夕），朱绩邀请诸葛融（诸葛恪的弟弟）联手抗击王昶，却被诸葛融临时放了鸽子，导致惨败。这些年，朱绩和诸葛融关系极度紧张。诸葛恪怕朱绩在后方搞事，遂把朱绩调到了自己军中。
5月，吴军越过巢湖向北侵入魏国境内。可是，将士们完全不像上次东关之战时那样斗志昂扬，无不是垂头丧气，到处弥漫着厌战情绪。
诸葛恪本打算扫荡淮南一带，但当地百姓早就携家带口逃到北方。而魏国扬州都督毌丘俭见吴军声势浩大果断采取守势，将兵力收缩在寿春城中拒不出战。诸葛恪扑了个空。
部将建议诸葛恪围攻合肥，引诱魏军前来救援，到时候再跟魏军决一死战。史书中没有记载这策略究竟是谁提出来的，但颇为巧合的是，在东关之战前，诸葛诞也曾向司马师提过类似的建议：“我们以精兵围攻巢湖大堤旁边的东城和西城，等到吴国援军到达，再集中兵力围剿吴国援军。”
事后证明，诸葛诞失策了。
眼下，诸葛恪也没别的办法，只好率全军向合肥而去。
合肥攻防战
二十万吴军对合肥展开围攻。同时，在遥远的西方，蜀国卫将军姜维也如约侵入魏国境内的雍州南安郡。
魏都洛阳，大将军司马师焦虑地问中书郎虞松道：“扬州合肥、雍州南安两条战线军情紧迫，可上次东关战败后，扬州军心不振，你觉得会不会有闪失？”
虞松年轻时跟司马懿征讨过辽东公孙渊，是司马家族一手提拔的嫡系亲信。他分析说：“诸葛恪率大军围攻合肥，实则是希望能跟我军在野战中决一高下，倘若合肥能坚守，吴军必士气跌落。毌丘俭按兵不动，坚守避战，其实对我方有利。再说雍州局势，姜维误认为魏军被诸葛恪吸引，所以才敢孤军深入，若能集结关中诸军反击，姜维也不足虑。”
司马师连连点头，即命令雍州都督郭淮和雍州刺史陈泰迎击姜维。郭淮早已将身家利益与司马家族牢牢绑在一起，司马师对他相当信任。不过，扬州都督毌丘俭当年是曹爽嫡系，他有些不放心，遂派遣叔父——太尉司马孚前往淮南督战。
司马孚临出发前，司马师嘱咐道：“叔父去了淮南，只须责令扬州驻军坚守即可，合肥城防坚固肯定能守得住。没有十足的把握千万别迎击诸葛恪。”
几天后，司马孚手持节钺来到位于合肥以北二百里之遥的淮南郡寿春城，严令禁止扬州都督毌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出兵救援合肥。
合肥隶属扬州淮南郡，早先，孙权曾四次率军攻打这里，可每次都是颜面扫地惨败而回。这座城池也成全了魏国初代名将张辽、乐进、满宠等人的赫赫威名。三国时代涌现出很多善于守城的名将，通常情况下，守城方兵力远逊于攻城方，所能仰仗的就只有高耸坚固的城墙，一旦城防被攻破必死无疑。困守孤城者，最需要的就是坚持到死的毅力，除此之外，还需要些机智。
公元253年6月，合肥守将张特亲率三千守军承受着诸葛恪二十万大军的疯狂进攻。
“射箭！射箭！拼死也要守住！”张特喊得声嘶力竭。
在合肥城外，诸葛恪堆了一座土山，让吴军爬上山往城中射箭。战争一连持续了三个月，合肥城防临近崩溃边缘。
张特意识到形势危急，他登上城墙向吴军呼喊：“我无心再战，但是魏国律法规定，只要城池被围攻一百天还没有援军，即使投降也不株连家眷。到现在，合肥已被困九十多天，死者过半，请你们再等几天，期满之日我肯定开城归降。”接着，他把自己的官印抛到城外，“这是我的印绶，以此为誓！”
吴军相信了张特的话，暂缓攻城。
这天夜里，张特火速指挥守军在破损的城墙内又修筑了一层内墙。
翌日，吴军瞪着拔地而起的内墙才知道被张特骗了。经过三个月好不容才打开的缺口，一夜后功亏一篑，吴军只能重新对合肥发起攻击。就在这时，诸葛恪又得到一个沮丧的消息，蜀将姜维已被雍州刺史陈泰击败，撤回本国。
尽管局势不利，诸葛恪依然不想放弃。
攻守双方的力量都在骤减。张特的三千士卒死伤过半，而诸葛恪的二十万大军更是耗损巨大，士气严重低落。而且，无论是合肥城中的魏军，还是城外的吴军，均被一场疫病折磨着。
一名偏将忍不住向诸葛恪诉苦：“我军身心疲惫，又有大半患病，死者不计其数！”
“合肥这样的小城都久攻不下还有什么可狡辩的！再敢多言，立斩不赦！”诸葛恪试图压住这种扰乱军心的声音。
诸葛恪的独断专行让朱异再也忍不了了，他抱怨道：“当初偏要违众出师，现在不退还等什么？”
诸葛恪当即夺下朱异的兵权，并把朱异遣送回建邺。其实，诸葛恪的坚持与当年司马懿冒着瓢泼大雨围攻襄平城并没什么不同，但他们二人的结果却大相径庭。
吴军众将愤愤不平，士气愈加低落。反观魏军，有两件事恰能说明他们誓死一搏的勇气。
合肥守将张特先后派数人逃出城向毌丘俭传递军情，其中有两人不幸被俘。
第一个被俘者名叫刘整。
吴军试图策反刘整：“只要你劝张特投降就饶你性命！”
刘整破口大骂：“我生是魏国人，死是魏国鬼，要杀就杀！”吴军将刘整处死。
第二个被俘者名叫郑像，吴军把他拖到合肥城下：“快朝城上喊话，就说魏国援军撤走了。喊了饶你不死！”
郑像扯开嗓门喊道：“援军马上就要到合肥了，大家再坚持一下！”
吴军用刀猛戳郑像的嘴，郑像当场毙命。
几乎与此同时，雍州刺史陈泰（陈群的儿子）上疏，请求朝廷准许他讨伐屡次滋扰边境的胡人游牧部落，此事得到了司马师的首肯。可不承想，因为陈泰这封上表，边境两个郡的百姓担心要服兵役，纷纷举旗反叛。
陈泰很是惭愧：“二郡反叛都怪我草率行事。”
然而，司马师将陈泰的过失全揽到了自己身上：“二郡反叛是我的错，跟陈泰无关！”
在高平陵政变时，陈泰曾出面劝曹爽放弃抵抗，为了这事，他一直备受煎熬。而今，不管他愿不愿意，他必须得受司马师一个大大的人情，这让他内心更加纠结。
为《资治通鉴》作注的宋元史学家胡三省这样评论：“司马师引咎自责，让那些本该获罪之人对他感恩戴德，由此巩固了权势。正所谓盗亦有道，更何况是要盗窃国家社稷呢！”
一桩离奇的谋杀案
东关大捷让诸葛恪信心爆棚，他打算再接再厉发起更大规模的伐魏战争，这次，他决定跟蜀国联手。于是，诸葛恪派幕僚李衡前往蜀国，拜见卫将军姜维。诸葛恪为什么要跟姜维沟通？这不能不说他消息灵通，因为蜀国刚刚发生了一起大事。
已经冷落蜀国太久了，自诸葛亮死后，蜀国在蒋琬和费祎治理下进入了很长时间息兵养民的稳定状态，卒如诸葛亮死前的安排。
其间，蒋琬官拜大司马、录尚书事，兼领益州刺史，执政十二年，开府治事八年。开府，指那些顶级重臣拥有建立自己幕府的权力，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这个府即指诸葛亮自己的幕府。通常情况下，只有大司马、大将军、三公这一级别的重臣才有资格开府。重臣一旦开府，俨然就形成了一个可以跟朝廷分庭抗礼的小朝廷，权力极重。蒋琬开府后屯驻在汉中，他虽然也多次让姜维率军攻入雍州西部，但战争的规模都很小，只是以攻代守。
蒋琬死后，费祎官拜大将军、录尚书事，兼领益州刺史，执政七年，其中开府治事不足一年。也就是说，他刚刚被刘禅允许开府几个月便死了，让人想不到的是，费祎乃横遭暴死。
就在魏国和吴国结束东关之战的翌月，也就是公元253年2月，正逢农历春节，费祎在益州汉寿县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岁首年会。
“恭贺大将军开府！”同僚逐一向费祎敬酒。
费祎开怀畅饮，自蒋琬死后，他足足等待了六年，终于在去年获准开府。此刻，他意气风发，一杯接一杯地狂饮，不知不觉已昏昏睡去。聚在费祎身边的同僚见状，纷纷知趣地散开，以免打扰到他。
突然，睡梦中的费祎被胸口一阵刺痛惊醒。豪饮过后肉体感觉异常迟钝，他缓缓睁开眼，左将军郭修模糊的面孔浮现在他眼前。
“大将军，下官给您敬酒！”可是，郭修手里握的却不是酒樽。
费祎艰难地咳嗽起来，鲜血从口中喷出，他这才注意到，一把利剑正插在自己胸口。
“郭修……你……你为什么要杀我？……”费祎凝视郭修的眼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仿佛有所醒悟，“难不成……你是……”这话还没有说完，他便魂归西天了。
“大将军被刺杀啦！”酒席宴立时陷入混乱，众人呼唤侍卫，“快！快拿下凶手！”
郭修毫不畏惧，他冷漠地环视着将他团团围住的侍卫，然后抽出费祎胸口的利剑，自刎而亡。
大将军费祎被左将军郭修刺死，这桩谋杀案不仅震惊蜀国朝野，就连魏国和吴国也大感惊诧。
郭修究竟是什么来头呢？他原本在魏国身份低微，投降蜀国后官拜左将军，政治前途一片光明。可是，这位左将军大人屁股还没坐热，竟干出这种自毁前程的疯狂举动，且根本就没打算全身而退。他图的是什么？另外，他来蜀国时间不长，究竟能跟费祎结下多大梁子？堂堂一个三品左将军，就算要刺杀政敌也该指使手下去干，但郭修居然亲自操刀实在不正常。
众所周知，侦破谋杀案最有效的办法是要找到被害人死后的既得利益者。那么，费祎死后，谁得利便是本案的关键点。
其一，郭修连命都没了，他肯定不是既得利益者。
其二，费祎是蜀国最大的鸽派执政者，他以反对北伐被人称道，在这个问题上，他有着与皇帝刘禅、绝大多数同僚以及巴蜀百姓相同的政治理念。这就将嫌疑人的范围进一步缩小。
其三，有人怀疑魏国是本案的背后主谋。抛开费祎身为鸽派重臣的立场不提，单说郭修从被俘，到遣送成都，又受封高官厚禄才得以能接近费祎，这中间存在无数偶然因素，绝不可能事先安排好。再有，直到刺杀事件发生的八个月后，魏国朝廷才后知后觉下诏追谥郭修，这也从侧面印证，魏国事先根本就不知道，即使知道后也觉得很无厘头，因为费祎一死，蜀国鲜有的鹰派重臣姜维上台，开始频繁举兵侵入魏国疆土，这分明是给魏国带来了莫大麻烦。自然，魏国不可能是刺杀费祎的主谋。
到底谁从中得利？于是，费祎的政敌，同时也是费祎死后唯一的既得利益者——鹰派重臣姜维入镜。
自诸葛亮和魏延死后，姜维是屈指可数对北伐念念不忘的人，等到费祎执政时，姜维每次想出兵伐魏均被费祎束手束脚，终费祎一生，每次拨给姜维调遣的士卒从没超过一万人。而费祎死后，姜维终于挣脱了束缚，集蜀汉军权于一身，并将蜀汉再度拖入频繁北伐的时代。
不过，姜维跟郭修又是什么关系？让我们从史书的蛛丝马迹中深入寻找。
在《魏氏春秋》中记载，郭修原是雍州平民（另一说法为中郎，相当于一个地方小公务员，总之身份很低），一年前被姜维俘虏后送到成都，官拜左将军。从平民（或中郎）晋升到左将军，这简直匪夷所思。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可以拿两个同样从魏国归降蜀国的人做一番比较。
第一个是出自魏国名族的夏侯霸，他在魏国时官拜右将军（三品），因政治避难逃到蜀国，官拜车骑将军（二品），比他之前的官位提升一级。对了，他还是刘禅儿子的舅舅。
第二个是被诸葛亮寄予厚望的“雍凉上士”姜维，他出身雍州天水郡豪族，在魏国时任中郎（这和郭修一样），投降蜀国后成为诸葛亮的幕僚，随后几年里，他凭借无数军功，才渐渐混到了卫将军（二品）。
还有一点必须说明，以上二人都是主动投奔，再反观郭修，无论他是平民也好，中郎也罢，乃是一介俘虏，且在毫无作为的情况下居然一步登天，仅半年就当上了左将军（和夏侯霸在魏国时的官位平级），如果没后台是绝不可能的，到底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
假设说郭修有后台，他的后台又是谁？纵观蜀汉那些位高权重的重臣，和郭修同样出身且是老乡的唯有一个姜维，而郭修又恰恰是被姜维俘获并送到成都的。由此推断，郭修的后台极有可能就是姜维。
回过头来讲姜维，可以说，在北伐这个问题上，他和蜀汉公卿存在极大的矛盾，再加上他是雍州降将，更让他形单影孤（蜀汉政坛大部分是荆州人和益州人）。倘若姜维真是郭修的后台，那倒很容易理解了。毋庸置疑，姜维渴望扶植自己的政治势力。
在魏帝曹芳追悼郭修的诏书中这样写道：“郭修在大庭广众之下手刃费祎，勇气过于聂政，功劳超过傅介子，可谓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特追谥郭修为威侯，以让忠义之士名垂青史。”
南朝著名史学家裴松之对诏书中的说法予以质疑：“郭修在魏国仅是一介平民，不食君禄，也无尽忠之责，若想展示气节，可以选择殉国不降。他既然投降了又去刺杀同僚，这种行为既无道义可言，又谈不上给魏国立功，说到底只是一个不通情理的狂士罢了。”
裴松之没有深究下去，他将郭修简单地归为一个不通情理的狂士，可如果郭修仅仅是一介狂士，何以被姜维如此看重？又官拜左将军高位？这实在是充满了无法解释的矛盾。根据种种推断，郭修越来越像一名受姜维知遇之恩，便以性命相报的死士。
巧合的是，在整个三国时代，以豢养死士被载于史册者寥寥无几，姜维正是其中之一。《傅子》中写道：“姜维好立功名，阴养死士。”前文提过，有同样特殊嗜好的司马师凭借三千死士发动高平陵政变，除掉政敌曹爽，姜维的死士又用来做什么呢？史书中没有写。
那么，郭修若真是姜维门下死士，他和姜维之间又有怎样的内幕？究竟达成何种交易以至于不惜亲赴黄泉助姜维除掉政敌？人死无对证，这些也只能永远埋于地下了。
费祎生前曾反复跟姜维这样说：“我们远不如诸葛丞相，丞相尚不能平定中原，更何况是我们呢？不如保境安民，稳定社稷，等待有能力的贤才出现扭转乾坤吧。你千万别抱着侥幸心理和魏国决战，倘若失败，肯定追悔莫及！”
现在，姜维再无须忍受费祎的喋喋不休了。他终于挣脱了束缚自己手脚的绳索。
最后，我们以史书中的两句原话作为这段故事的结尾。
《三国志·姜维传》中载：“十六年春，祎（费祎）卒。夏，维（姜维）率数万人出石营。”
《三国志·后主传》中载：“正月，大将军费祎为魏降人郭修所杀于汉寿。夏四月，卫将军姜维复率众围南安。”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这两篇文章中均将费祎之死和姜维出兵串联在一起，是不是暗有所指就不得而知了。总而言之，一场突如其来的暗杀让姜维独揽蜀汉大权，也结束了蜀汉近二十年的休养生息，从此，北伐曹魏的时代再次到来。
违众北伐
公元253年3月，费祎死后没过多久，卫将军姜维见到了诸葛恪派来的使者李衡。
“如今魏国政归司马氏，群臣彼此猜忌，东关战败后又民怨鼎沸。倘若趁这机会，吴国从东攻入，蜀汉从西攻入，必能大获全胜！”
李衡这番话可谓言之不尽，魏国政归司马氏，吴国难道不是政归诸葛恪？蜀国难道不是政归姜维？更何况，魏、蜀、吴这三个国家中，蜀国臣民由于历史原因，对主动挑起北伐战争是最反感的。在诸葛亮死后这些年，即使是原先那些荆州籍臣子也大多被巴蜀本地人的价值观同化。蜀国本是小国，凭借地势自守尚可，但要讨伐强大的魏国无异于蚂蚁撼大象。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干那些劳民伤财的事？
不过，在以荆州派和益州派为主的蜀国臣子中，出身雍凉的姜维却是个异类，他对北伐如此执着，与其说是继承诸葛亮遗志，不如说是契合自己好大喜功的性格。另外，诸葛亮的志向是收复中原，是故，他历次北伐的战场都集中在雍州中部，而姜维的北伐，则集中在雍州西部，这除了姜维吸取诸葛亮的教训，认为雍州中部难以攻克外，也不排除他祖籍雍州天水郡（位于雍州西部）这个因素。或许，在姜维心里，想的是率军平定他的老家，借以光宗耀祖吧？不管怎么说，史实上，诸葛亮死时从未授命姜维继承其未竟之业，反而提拔蒋琬和费祎这两位鸽派臣子执掌大权，而对另一位好战分子魏延则选择了放任自流。可以看出，即便是性格纠结的诸葛亮，在临终前也试图将蜀国扭转回正途。
但李衡的话正合姜维的意，他给姜维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出兵理由。
“说得好！你回去禀告诸葛太傅，我一定和他同举大军北伐曹魏。”
李衡不辱使命，顺利返回吴国，而这个时候，诸葛恪正独自应付着来自同僚反战的压力。
吴国公卿纷纷上奏：“先帝刚刚驾崩，社稷不稳，吴国远弱于魏国，不能接连劳师动众。”
诸葛恪反驳：“当初刘表手握荆州十万大军，却不敢跟曹操争锋，以至坐以待毙。司马懿已死，司马师根基尚浅，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
“司马家族控制魏国政权已历经两代，司马师智略非凡，怎能说根基尚浅？太傅轻敌才是用兵大忌！”
“再说什么都没用，这事我已经决定了！”诸葛恪拂袖而去，并写了一篇文章申明决心。
“俗话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自古帝王无不为统一天下殚精竭虑。若再等十年，魏国的强大远胜于今，那时候纵使伊尹、管仲再世也无能为力了。昔日，叔父（诸葛亮）屡兴北伐，我夙夜忧叹，唯希望能秉承忠臣遗志。”诸葛恪仰慕诸葛亮举倾国之兵北伐的壮烈，可也仅限于此，至于说什么忠臣志向，这在他身上倒没什么体现。
诸葛恪将文章发给同僚传阅，作为战前动员书。没几天，他接到丹杨太守聂友寄来的信。
诸葛恪和聂友交情深厚。他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并非出于对老友的思念，而是希望能得到老友的理解和支持。
聂友的信这样写道：“先帝（孙权）很早就想从东关攻入魏境，无奈从未如愿过。之前东关大捷实有诸多原因——敌攻我守、将士舍生忘死，或许还要仰赖上苍庇佑。但这些优势很难再现，希望您能息兵养民，等魏国出现动荡再伺机而动。”
诸葛恪逐字逐句地读着，神情从最初的渴盼变成失落与愤怒。他给聂友回信：“没想到连你都看不透天意，回去再好好读我的文章吧！”此后，吴国群臣再无人敢劝阻。
东关之战仅仅过去两个月，公元253年4月，诸葛恪在举国上下一片反对声中兴师二十万伐魏。
临行前，诸葛恪强行征调镇守南荆州乐乡的朱绩跟自己出征，然后把乐乡划入弟弟诸葛融的辖区。早年间，就是王昶围攻江陵那场战役中（公元251年初，王淩案发前夕），朱绩邀请诸葛融（诸葛恪的弟弟）联手抗击王昶，却被诸葛融临时放了鸽子，导致惨败。这些年，朱绩和诸葛融关系极度紧张。诸葛恪怕朱绩在后方搞事，遂把朱绩调到了自己军中。
5月，吴军越过巢湖向北侵入魏国境内。可是，将士们完全不像上次东关之战时那样斗志昂扬，无不是垂头丧气，到处弥漫着厌战情绪。
诸葛恪本打算扫荡淮南一带，但当地百姓早就携家带口逃到北方。而魏国扬州都督毌丘俭见吴军声势浩大果断采取守势，将兵力收缩在寿春城中拒不出战。诸葛恪扑了个空。
部将建议诸葛恪围攻合肥，引诱魏军前来救援，到时候再跟魏军决一死战。史书中没有记载这策略究竟是谁提出来的，但颇为巧合的是，在东关之战前，诸葛诞也曾向司马师提过类似的建议：“我们以精兵围攻巢湖大堤旁边的东城和西城，等到吴国援军到达，再集中兵力围剿吴国援军。”
事后证明，诸葛诞失策了。
眼下，诸葛恪也没别的办法，只好率全军向合肥而去。
合肥攻防战
二十万吴军对合肥展开围攻。同时，在遥远的西方，蜀国卫将军姜维也如约侵入魏国境内的雍州南安郡。
魏都洛阳，大将军司马师焦虑地问中书郎虞松道：“扬州合肥、雍州南安两条战线军情紧迫，可上次东关战败后，扬州军心不振，你觉得会不会有闪失？”
虞松年轻时跟司马懿征讨过辽东公孙渊，是司马家族一手提拔的嫡系亲信。他分析说：“诸葛恪率大军围攻合肥，实则是希望能跟我军在野战中决一高下，倘若合肥能坚守，吴军必士气跌落。毌丘俭按兵不动，坚守避战，其实对我方有利。再说雍州局势，姜维误认为魏军被诸葛恪吸引，所以才敢孤军深入，若能集结关中诸军反击，姜维也不足虑。”
司马师连连点头，即命令雍州都督郭淮和雍州刺史陈泰迎击姜维。郭淮早已将身家利益与司马家族牢牢绑在一起，司马师对他相当信任。不过，扬州都督毌丘俭当年是曹爽嫡系，他有些不放心，遂派遣叔父——太尉司马孚前往淮南督战。
司马孚临出发前，司马师嘱咐道：“叔父去了淮南，只须责令扬州驻军坚守即可，合肥城防坚固肯定能守得住。没有十足的把握千万别迎击诸葛恪。”
几天后，司马孚手持节钺来到位于合肥以北二百里之遥的淮南郡寿春城，严令禁止扬州都督毌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出兵救援合肥。
合肥隶属扬州淮南郡，早先，孙权曾四次率军攻打这里，可每次都是颜面扫地惨败而回。这座城池也成全了魏国初代名将张辽、乐进、满宠等人的赫赫威名。三国时代涌现出很多善于守城的名将，通常情况下，守城方兵力远逊于攻城方，所能仰仗的就只有高耸坚固的城墙，一旦城防被攻破必死无疑。困守孤城者，最需要的就是坚持到死的毅力，除此之外，还需要些机智。
公元253年6月，合肥守将张特亲率三千守军承受着诸葛恪二十万大军的疯狂进攻。
“射箭！射箭！拼死也要守住！”张特喊得声嘶力竭。
在合肥城外，诸葛恪堆了一座土山，让吴军爬上山往城中射箭。战争一连持续了三个月，合肥城防临近崩溃边缘。
张特意识到形势危急，他登上城墙向吴军呼喊：“我无心再战，但是魏国律法规定，只要城池被围攻一百天还没有援军，即使投降也不株连家眷。到现在，合肥已被困九十多天，死者过半，请你们再等几天，期满之日我肯定开城归降。”接着，他把自己的官印抛到城外，“这是我的印绶，以此为誓！”
吴军相信了张特的话，暂缓攻城。
这天夜里，张特火速指挥守军在破损的城墙内又修筑了一层内墙。
翌日，吴军瞪着拔地而起的内墙才知道被张特骗了。经过三个月好不容才打开的缺口，一夜后功亏一篑，吴军只能重新对合肥发起攻击。就在这时，诸葛恪又得到一个沮丧的消息，蜀将姜维已被雍州刺史陈泰击败，撤回本国。
尽管局势不利，诸葛恪依然不想放弃。
攻守双方的力量都在骤减。张特的三千士卒死伤过半，而诸葛恪的二十万大军更是耗损巨大，士气严重低落。而且，无论是合肥城中的魏军，还是城外的吴军，均被一场疫病折磨着。
一名偏将忍不住向诸葛恪诉苦：“我军身心疲惫，又有大半患病，死者不计其数！”
“合肥这样的小城都久攻不下还有什么可狡辩的！再敢多言，立斩不赦！”诸葛恪试图压住这种扰乱军心的声音。
诸葛恪的独断专行让朱异再也忍不了了，他抱怨道：“当初偏要违众出师，现在不退还等什么？”
诸葛恪当即夺下朱异的兵权，并把朱异遣送回建邺。其实，诸葛恪的坚持与当年司马懿冒着瓢泼大雨围攻襄平城并没什么不同，但他们二人的结果却大相径庭。
吴军众将愤愤不平，士气愈加低落。反观魏军，有两件事恰能说明他们誓死一搏的勇气。
合肥守将张特先后派数人逃出城向毌丘俭传递军情，其中有两人不幸被俘。
第一个被俘者名叫刘整。
吴军试图策反刘整：“只要你劝张特投降就饶你性命！”
刘整破口大骂：“我生是魏国人，死是魏国鬼，要杀就杀！”吴军将刘整处死。
第二个被俘者名叫郑像，吴军把他拖到合肥城下：“快朝城上喊话，就说魏国援军撤走了。喊了饶你不死！”
郑像扯开嗓门喊道：“援军马上就要到合肥了，大家再坚持一下！”
吴军用刀猛戳郑像的嘴，郑像当场毙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