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七回 蒋介石损兵折将 毛泽东三反围剿（
第六七回蒋介石损兵折将毛泽东三反围剿（上）
1929年12月，朱毛红军集结到上杭县古田村休整。经过认真准备和周密调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代会，选举产生了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前委书记。大会在讨论建军原则时，发生了意见分歧。毛泽东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红四军内部必须实行官兵平等，废除军阀作风，废除薪金制；从军长到士兵吃同样的饭，穿同样的衣服，领同样的伙食津贴。”对此，从旧军队中转变过来的军官难以接受毛泽东的主张；朱德表示怀疑道：“官兵平等，有点像天方夜谭，根本行不通。”罗荣桓即席发言道：“官兵平等，古已有之。春秋战国时，名将吴起与士兵同吃同住同甘苦，为士兵调药治伤吮脓血；爱兵如子，战无不胜。”林彪发言支持毛泽东：“红军不同于国民党军队，应该实行官兵平等。”会议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古田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立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确定了红军中必须突出政治，加强思想教育，听从党的指挥；实行官兵平等，军民一致，自觉遵守纪律等原则，坚决纠正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雇佣思想和军阀作风。决议的贯彻落实，使红四军面貌焕然一新，逐步成为一支政治突出、思想过硬、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新型人民军队。
古田会议后，毛泽东继续思考着时局的变化和未来的行动。元旦前夕，毛泽东收到了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新年贺信。林彪，湖北黄冈人，生在富绅之家，读过黄埔军校；身材瘦小，性格阴鸷；拙于言辞，工于心计。林彪在信中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不会到来。毛泽东觉得林彪对时局的估计比较悲观，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便复信予以批评教育道：“中国有句古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的形势是全国到处都布满了干柴，只要有一点星星之火，就能燃成燎原之势。”“革命的高潮快要到来，而且必将到来。它是站在海岸边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的回信得以广泛传达，在鼓舞士气、坚定信念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春节过后，国民党军阀间的中原大战爆发，为红色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加强统一领导，毛泽东主持军事会议，组建了红一军团，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下辖红四军，林彪任军长；红五军，彭德怀任军长；红六军，黄公略任军长。毛泽东提出了新的战略构想：“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巩固斗争成果，把井冈山、赣南、闽西连成一片，建成党领导下的中央根据地，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会后，毛泽东亲率红四军回师赣南，在安远、寻乌、平远一带分兵发动群众，巩固土改成果。毛泽东身上最优良的品质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遇事总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善于总结，勤于思考。为了制定对待地主、富农和城市工商业者的政策，毛泽东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在乡村、城镇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写出了数万字的《寻乌调查》，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纠正了土地改革中的一些错误做法。毛泽东强调：“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只分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和雇农一定会陷于孤立。”“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城市反动分子的财物要没收，但普通商人的财物一概不准没收。”“苏联十月革命后，没收了富农和城市工商业的全部财产；这种做法不符合中国实际。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思想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缘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调查，乃十分必要。”
毛泽东不是神仙，也并非圣贤；但却勤于实践，勇于探索。在长期严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锤炼出了一整套科学的工作方法，极端重视对客观实际的周密调查，坚持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客观事物的复杂因素和变动状况，而不是想当然的轻率决策。正是这种优秀的品质，使他能够技高一筹，明辨是非，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然而，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却不断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山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以李立山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李立山错误的估计了国内的形势，认为军阀混战就是反动统治灭亡的前夜，共产党和红军要立即和国民党进行大决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会后，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龙赶到长汀，向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涂振龙严厉的批评毛泽东、朱德等人：“你们现在完全是农民意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观念是极其错误的。现在的形势是长江流域的反动统治非常混乱，正在走向全面崩溃。中央决定：争取以武汉为中心，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是非常正确的，也是非常迫切的。中央命令你们：集中全部红军，立即进攻南昌。同时发动赣南群众，猛烈扩大红军。”
对涂振龙传达的决定，毛泽东、朱德表示反对。但命令就是命令，红军别无选择，只有贯彻执行。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军团紧急出动，向南昌进军。中央特派员涂振龙随红军总部行动，公开发布了他从中央带来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的通电》。这真是一个极其愚蠢的行为，完全泄露了军事机密。
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得知了红军即将夺取南昌的计划，立即命令南昌、九江、吉安等城市加紧修筑工事，并增派三个旅的兵力固守南昌；蒋介石也调集第十八师返回江西，加强防务。
7月27日，红一军团抵达南昌附近。当是时，红一军团只有一万多人，七千多支枪。而南昌城中国民党军队有四万多人，城墙坚固，工事完备，且又有三个旅的敌军正赶来增援。万幸的是，涂振龙此时已离开总部，去外地传达中央决定。朱德与毛泽东商议道：“敌强我弱，南昌易守难攻。此仗如何打？”毛泽东笑道：“特派员走了，事就好办了。我们可以变通执行。”朱德道：“如何变通？”毛泽东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朱德哈哈大笑道：“最好最好。”
8月1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军团在牛行车站外围鸣枪示威，鼓噪呐喊，大造声势。入夜，部队撤出阵地，向奉新、安义一带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集款项，宣传政策，避免了盲目蛮干、与敌人硬碰的错误做法；且使红一军团又扩大了八千多人。然而，其他各根据地的红军盲目执行中央决定，拼命攻打大城市，均遭受了空前的失败。
各地惨败的消息报到中央，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山“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朱德为中央候补委员。
半月后，朱毛红军转战到浏阳境内，向文家市发起突然袭击，经过三个多小时激战，全歼湘军三个团，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粮食军饷。随后，部队继续北上，在浏阳永和市与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由毛泽东任主席。
此时，中共中央又发来命令，要求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于是。毛泽东、朱德下达了向长沙推进的命令。8月29日，红一方面军进抵长沙近郊。从侦察中获悉，长沙守敌共计三十一个团，又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而红军只有十三个团的兵力。双方力量悬殊，毛泽东、朱德决定采取“诱歼敌军于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方案。红军在城外发动进攻，企图诱敌出城。然而，长沙守敌坚持凭借工事固守，不肯出击。红一方面军连续引诱数日，抓不到歼敌战机；部队内部情绪浮躁，要求强攻的呼声甚高。毛泽东难以说服怒发冲冠的下级军官，于是，与朱德联名发出强攻命令，部队迅速投入血战。尽管广大指战员异常勇敢，拼命冲锋，却无法突破敌军阵地。在电网、壕沟、重炮、坚城、火网的重重设防下，红军仅凭肉搏冲杀，除了大量伤亡外，毫无实际成效。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强敌面前忌蛮干，单凭勇敢取胜难。兵家斗智不斗力，惟有事实胜雄辩。
激烈、残酷的城下鏖战，整整持续了十六天，红一方面军打得精疲力竭，长沙城外死尸累累。城中守敌巍然不动，援军又在纷纷赶来。形势危急，毛泽东果断叫停；召开前委会议，严肃地指出：“强攻中心城市，是一种革命急性病。和敌人死拼消耗，会葬送我们这支队伍。”在铁的事实面前，与会干部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红军从长沙撤出，改为向吉安进军。
数日后，部队撤抵株洲。中共中央又派周以粟赶来传达命令，要红一方面军立即回头，再次攻打长沙。毛泽东没有公开抗命，而是和周以粟通宵长谈，摆事实，讲道理，耐心说服。周以粟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同意了攻打吉安的决定。
吉安位于井冈山附近，周围全在红军控制之下，是处在红色区域中的一座孤城，只能靠赣江与外界交通，城中守敌只有邓英所部两个团。
10月4日，红一方面军逼近吉安，城中守敌闻风丧胆；邓英率部连夜从赣江潜逃。红军兵不血刃，顺利占领了吉安城。次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城内举行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吉安的胜利解放，成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城中各界百姓喜气洋洋，欢歌载道，迅速掀起了报名从军的热潮。旬日之间，红军又扩大了一万多人。随后，红一方面军分头出动，连续攻克了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等县城，广泛开展土地革命，使赣江两岸十多个县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红军队伍也不断得到扩大。至此，赣西南根据地已在二十四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拥有九座县城，辖区人口二百多万。红一方面军达到四万兵力，各县、乡、区普遍建立了赤卫队，根据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
十月底，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调集大军向江西杀来。根据敌情的最新变化，毛泽东在新余县罗坊镇召开总前委和江西省委联席会议，研究对敌斗争的方针。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强敌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冒险硬拼。红军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腹地去，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予以消灭。”会议经过认真讨论，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会后，第一方面军迅速东渡赣江，返回根据地腹地，待机破敌。
再说中原大战后，蒋介石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他调集了十万大军开进江西，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他任命鲁涤平为剿共总指挥，授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寻机决战，歼灭朱毛”的战术。鲁涤平大言不惭地保证：“朱毛共匪，乌合之众耳。我堂堂国军一到，即可一鼓荡平。”鲁涤平把手下的十万人马分成三个纵队，气势汹汹地杀向赣西南地区，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一死战。然而，当他带领人马到达袁水流域后，才发现红军主力早已不知去向。鲁涤平大怒，立即把张辉瓒、谭道源两个纵队调到赣江以东，连续发起进攻，但却找不到进攻的目标。
1929年12月，朱毛红军集结到上杭县古田村休整。经过认真准备和周密调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代会，选举产生了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前委书记。大会在讨论建军原则时，发生了意见分歧。毛泽东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红四军内部必须实行官兵平等，废除军阀作风，废除薪金制；从军长到士兵吃同样的饭，穿同样的衣服，领同样的伙食津贴。”对此，从旧军队中转变过来的军官难以接受毛泽东的主张；朱德表示怀疑道：“官兵平等，有点像天方夜谭，根本行不通。”罗荣桓即席发言道：“官兵平等，古已有之。春秋战国时，名将吴起与士兵同吃同住同甘苦，为士兵调药治伤吮脓血；爱兵如子，战无不胜。”林彪发言支持毛泽东：“红军不同于国民党军队，应该实行官兵平等。”会议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古田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立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确定了红军中必须突出政治，加强思想教育，听从党的指挥；实行官兵平等，军民一致，自觉遵守纪律等原则，坚决纠正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雇佣思想和军阀作风。决议的贯彻落实，使红四军面貌焕然一新，逐步成为一支政治突出、思想过硬、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新型人民军队。
古田会议后，毛泽东继续思考着时局的变化和未来的行动。元旦前夕，毛泽东收到了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新年贺信。林彪，湖北黄冈人，生在富绅之家，读过黄埔军校；身材瘦小，性格阴鸷；拙于言辞，工于心计。林彪在信中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不会到来。毛泽东觉得林彪对时局的估计比较悲观，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便复信予以批评教育道：“中国有句古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的形势是全国到处都布满了干柴，只要有一点星星之火，就能燃成燎原之势。”“革命的高潮快要到来，而且必将到来。它是站在海岸边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的回信得以广泛传达，在鼓舞士气、坚定信念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春节过后，国民党军阀间的中原大战爆发，为红色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加强统一领导，毛泽东主持军事会议，组建了红一军团，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下辖红四军，林彪任军长；红五军，彭德怀任军长；红六军，黄公略任军长。毛泽东提出了新的战略构想：“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巩固斗争成果，把井冈山、赣南、闽西连成一片，建成党领导下的中央根据地，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会后，毛泽东亲率红四军回师赣南，在安远、寻乌、平远一带分兵发动群众，巩固土改成果。毛泽东身上最优良的品质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遇事总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善于总结，勤于思考。为了制定对待地主、富农和城市工商业者的政策，毛泽东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在乡村、城镇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写出了数万字的《寻乌调查》，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纠正了土地改革中的一些错误做法。毛泽东强调：“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只分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和雇农一定会陷于孤立。”“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城市反动分子的财物要没收，但普通商人的财物一概不准没收。”“苏联十月革命后，没收了富农和城市工商业的全部财产；这种做法不符合中国实际。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思想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缘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调查，乃十分必要。”
毛泽东不是神仙，也并非圣贤；但却勤于实践，勇于探索。在长期严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锤炼出了一整套科学的工作方法，极端重视对客观实际的周密调查，坚持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客观事物的复杂因素和变动状况，而不是想当然的轻率决策。正是这种优秀的品质，使他能够技高一筹，明辨是非，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然而，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却不断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山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以李立山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李立山错误的估计了国内的形势，认为军阀混战就是反动统治灭亡的前夜，共产党和红军要立即和国民党进行大决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会后，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龙赶到长汀，向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涂振龙严厉的批评毛泽东、朱德等人：“你们现在完全是农民意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观念是极其错误的。现在的形势是长江流域的反动统治非常混乱，正在走向全面崩溃。中央决定：争取以武汉为中心，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是非常正确的，也是非常迫切的。中央命令你们：集中全部红军，立即进攻南昌。同时发动赣南群众，猛烈扩大红军。”
对涂振龙传达的决定，毛泽东、朱德表示反对。但命令就是命令，红军别无选择，只有贯彻执行。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军团紧急出动，向南昌进军。中央特派员涂振龙随红军总部行动，公开发布了他从中央带来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的通电》。这真是一个极其愚蠢的行为，完全泄露了军事机密。
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得知了红军即将夺取南昌的计划，立即命令南昌、九江、吉安等城市加紧修筑工事，并增派三个旅的兵力固守南昌；蒋介石也调集第十八师返回江西，加强防务。
7月27日，红一军团抵达南昌附近。当是时，红一军团只有一万多人，七千多支枪。而南昌城中国民党军队有四万多人，城墙坚固，工事完备，且又有三个旅的敌军正赶来增援。万幸的是，涂振龙此时已离开总部，去外地传达中央决定。朱德与毛泽东商议道：“敌强我弱，南昌易守难攻。此仗如何打？”毛泽东笑道：“特派员走了，事就好办了。我们可以变通执行。”朱德道：“如何变通？”毛泽东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朱德哈哈大笑道：“最好最好。”
8月1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军团在牛行车站外围鸣枪示威，鼓噪呐喊，大造声势。入夜，部队撤出阵地，向奉新、安义一带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集款项，宣传政策，避免了盲目蛮干、与敌人硬碰的错误做法；且使红一军团又扩大了八千多人。然而，其他各根据地的红军盲目执行中央决定，拼命攻打大城市，均遭受了空前的失败。
各地惨败的消息报到中央，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山“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朱德为中央候补委员。
半月后，朱毛红军转战到浏阳境内，向文家市发起突然袭击，经过三个多小时激战，全歼湘军三个团，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粮食军饷。随后，部队继续北上，在浏阳永和市与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由毛泽东任主席。
此时，中共中央又发来命令，要求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于是。毛泽东、朱德下达了向长沙推进的命令。8月29日，红一方面军进抵长沙近郊。从侦察中获悉，长沙守敌共计三十一个团，又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而红军只有十三个团的兵力。双方力量悬殊，毛泽东、朱德决定采取“诱歼敌军于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方案。红军在城外发动进攻，企图诱敌出城。然而，长沙守敌坚持凭借工事固守，不肯出击。红一方面军连续引诱数日，抓不到歼敌战机；部队内部情绪浮躁，要求强攻的呼声甚高。毛泽东难以说服怒发冲冠的下级军官，于是，与朱德联名发出强攻命令，部队迅速投入血战。尽管广大指战员异常勇敢，拼命冲锋，却无法突破敌军阵地。在电网、壕沟、重炮、坚城、火网的重重设防下，红军仅凭肉搏冲杀，除了大量伤亡外，毫无实际成效。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强敌面前忌蛮干，单凭勇敢取胜难。兵家斗智不斗力，惟有事实胜雄辩。
激烈、残酷的城下鏖战，整整持续了十六天，红一方面军打得精疲力竭，长沙城外死尸累累。城中守敌巍然不动，援军又在纷纷赶来。形势危急，毛泽东果断叫停；召开前委会议，严肃地指出：“强攻中心城市，是一种革命急性病。和敌人死拼消耗，会葬送我们这支队伍。”在铁的事实面前，与会干部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红军从长沙撤出，改为向吉安进军。
数日后，部队撤抵株洲。中共中央又派周以粟赶来传达命令，要红一方面军立即回头，再次攻打长沙。毛泽东没有公开抗命，而是和周以粟通宵长谈，摆事实，讲道理，耐心说服。周以粟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同意了攻打吉安的决定。
吉安位于井冈山附近，周围全在红军控制之下，是处在红色区域中的一座孤城，只能靠赣江与外界交通，城中守敌只有邓英所部两个团。
10月4日，红一方面军逼近吉安，城中守敌闻风丧胆；邓英率部连夜从赣江潜逃。红军兵不血刃，顺利占领了吉安城。次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城内举行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吉安的胜利解放，成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城中各界百姓喜气洋洋，欢歌载道，迅速掀起了报名从军的热潮。旬日之间，红军又扩大了一万多人。随后，红一方面军分头出动，连续攻克了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等县城，广泛开展土地革命，使赣江两岸十多个县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红军队伍也不断得到扩大。至此，赣西南根据地已在二十四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拥有九座县城，辖区人口二百多万。红一方面军达到四万兵力，各县、乡、区普遍建立了赤卫队，根据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
十月底，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调集大军向江西杀来。根据敌情的最新变化，毛泽东在新余县罗坊镇召开总前委和江西省委联席会议，研究对敌斗争的方针。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强敌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冒险硬拼。红军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腹地去，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予以消灭。”会议经过认真讨论，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会后，第一方面军迅速东渡赣江，返回根据地腹地，待机破敌。
再说中原大战后，蒋介石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他调集了十万大军开进江西，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他任命鲁涤平为剿共总指挥，授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寻机决战，歼灭朱毛”的战术。鲁涤平大言不惭地保证：“朱毛共匪，乌合之众耳。我堂堂国军一到，即可一鼓荡平。”鲁涤平把手下的十万人马分成三个纵队，气势汹汹地杀向赣西南地区，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一死战。然而，当他带领人马到达袁水流域后，才发现红军主力早已不知去向。鲁涤平大怒，立即把张辉瓒、谭道源两个纵队调到赣江以东，连续发起进攻，但却找不到进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