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库班，一个手艺人，一群小偷的老师。22岁那年，他就带着一把雕刻有山羊头的刀子，到处流浪，他走到哪儿，哪儿就留下羊肉的膻味。但他不卖羊肉串，也不卖葡萄干。第一次盗窃是在温城街头，他看见一个算卦的老太婆，有一只黄色小鸟叼出一张纸牌，那上面的大概意思是他最近要破点小财，但会有贵人相助，一切事情逢凶化吉，从此财源滚滚。
老太婆说了一句文绉绉的话：“命是天生注定的，运是可以改变的。”
临走时，他给了老太婆两元钱，却顺手偷走了老太婆的钱包。
从那天开始，他的命运走向了一条死胡同。
在一起盗窃案中，一个小偷对另一个小偷说：“你躲在门后面，有人进来你就拿棒子打他的头。”
没人进来，是盗窃；有人进来，是抢劫。
一个盗窃犯会因为偶然的因素成为一个抢劫犯，棒子打得重了，或者遇到反抗，抢劫犯又很容易升级为一个杀人犯。
库班先是盗窃，然后抢劫，有段时间，这个大胡子男人每天要做的事就是花钱，拿一张百元的假币，去买东西。他买苹果、香烟、袜子，买萝卜与白菜，他的钱一次次被目光敏锐的小贩退回来，那段时间，他怀揣着三千多块钱流浪在街头。
库班没有饭吃的时候，使他感到饥饿的不是肚子，而是空虚。他吃饱的时候，心里却有一个地方空着，那里应该有一个女人。
他年轻的时候，喜欢跟踪街上的漂亮女人。有一次，他没能克制住自己的双手，因为强奸未遂被关进了监狱。
过了几年，库班回到家乡，和村里最漂亮的小寡妇古丽结了婚，他摆了一百多桌酒席，宴请全村的乡亲，甚至招待过路的人。他修路，打井，搭建葡萄架，全村的人都感激他，都知道他在外面发了财。
古丽有个私生的孩子，她曾经想把这孩子淹死在脸盆里，后来她喝水的时候呛着了，也就失去了勇气。有一天，在一棵开满了槐花的树下，这个孩子对库班说：“阿达，我要成为天下最厉害的小偷，和你一样。”
“那我考考你，”库班问他，“你看见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车筐里有个钱包，你应该怎么把钱包搞到手？”
“我故意往车子上撞。”孩子回答。
“呵呵，小巴郎，这样可不行。我教你，你呢，手里拿一团毛线，捆啤酒的绳子也可以，红的，白的，那样的，往后车轮里一扔，缠住了，那倒霉蛋下车，转身去拽毛线，你就趁他转身的那一会儿，动作要快，把包搞到手。有的女人，喜欢把包缠到车把上，那时，你就得需要一个小刀片了。”
“我明白了，主要是让骑车的人停下。”
“聪明。再问你个难点的问题，要是那人不骑自行车，他走路，你怎么想办法让他停下呢？”
巴郎摸了摸头皮，说：“我不知道。”
库班把一嘟噜槐花放在嘴里，说：“过段时间，我带你出去见识见识。”
临行的时候，村里的人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库班的家门口，他们是这样说的：“让孩子也跟着你发财去吧！”
1999年8月19日，济州华联大厦门前，一个小孩突然晕倒在路口，四肢抽搐，口吐白沫。很多人围观，水泄不通，另外几个小孩挤在人群里伺机盗窃。到手后，他们向地上的小孩使个眼色，他就站起来，抹抹嘴边的白沫，大摇大摆地走了。
我们知道，这羊角风是假装的，吐出的白沫是因为嘴里嚼着肥皂。
这些孩子，最大的18岁，最小的只有10岁，他们一律称呼库班为阿达。
昨天他们还在捡棉花，摘枸杞，今天跟着库班和古丽盗窃，闯荡天下。
1999年10月至12月，这四十个大盗租住在济州市西门大街金家大院里。
古丽用半块砖头在墙上算了一笔账，她对库班说：“我们，四十个人，一天要吃五十元钱的馒头，六十元的菜。即使是咸菜吧，也要吃下去二十斤。我们都一个月没吃到肉了，加上抽烟，就连巴郎都学会了抽烟，加上房租、水电费，算一百吧。这还是少的，我们每天的花销就得二百元，一个月就是六千多元，天哪，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库班正在睡觉，他用被子蒙上头，拿手指堵住耳朵，免得听见古丽的唠叨。
古丽那特有的深邃眼神开始变得忧虑，她继续说：“昨天，生瓜和白扇被人揍得鼻青脸肿地回来了，他俩什么也没偷到。让这些废物回家去吧，回到棉花地里去吧。还有，巴郎用偷来的钱买了一把玩具手枪，他还是个孩子，贪玩，巴郎，巴郎。”
古丽向窗外喊，一个正在院子里吃香蕉的小孩跑进来：“什么事？”
库班的手从被窝里伸出来，用手背狠狠地扇了巴郎一下，巴郎的嘴就流出了血。
这是一个黄昏，此后就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甚至名扬海外的盗窃案。
金家大院向东走六分钟就是西门储蓄所，几天来，生瓜和白扇就在储蓄所门口盯着取钱的人，他们一无所获。
有一天，库班从黄昏时就站在路边，看着储蓄所，他站了一整夜，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天亮时，他用脚踩灭最后一个烟蒂，回家了。
古丽正在院里洗衣服，库班把孩子们喊到一起。“我们要干一件大事，”他说，“这件事就是，挖——地——道，把那个银行里的钱全部偷出来，全部，连毛票也不给他们剩下。”
孩子们听完后，欢呼雀跃，高兴得把帽子扔向了天空。
当天晚上，他用绳子测量了从金家大院到储蓄所的准确距离。第二天，他买了电钻、铁锨、十字镐、矿灯。
上午10点，库班用脚在院子里的泥地上画了个圈，把一桶水倒进圈子里，对孩子们说：“挖吧，就从这里开始。”
院门紧闭，十几个年龄大点的孩子开始挖地道，另外二十个孩子在晚上把挖出来的土悄悄运到郊外的一个池塘里。三个月后，那池塘被填平了，地道却迷失了方向。他们穿过了一条街、几间房屋，甚至从一棵树下挖了过去，然而并没有到达储蓄所的下面。库班一筹莫展，想到了在狱中认识的一个朋友，此人叫刘朝阳，外号“耗子”，是个真正的挖洞高手。
刘朝阳来了之后，先去了一趟银行，仔细查看了银行保险库的位置，然后查看了地道，在树根下面，他对库班说：“这是一棵柳树，向右挖吧。”
他们仅仅挖了三天，刘朝阳指指头顶，说：“到了。”
案发后，当地警方对前来采访的媒体声称，这批窃贼可能有精良的器材，包括环球定位系统，还有多名数学、工程和挖掘专家。我们知道，所谓精良的器材不过是一些最简单的工具，警方提到的数学、工程和挖掘专家就是刘朝阳，他只是一位普通的煤矿工人，曾经因盗墓被判刑三年。
警方指出，这些窃贼在储蓄所附近租了一个院子，关上门挖地道，没有引人怀疑。地道呈现的是“人”字形状，说明这群家伙曾经迷了路，那棵柳树为他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地道墙壁钉有塑料板，地面铺着木板，沿途有电灯照明，还有一间工作室。银行职员在上午8点才赫然发现钱库地面上的一个大洞，窃贼搬走了钱库内的5个保险箱，未触动警铃，保险库的行动感应器和保安摄像机，毫无反应。警方没有透露这些窃贼盗走了多少钱。
当天上午8点，也就是银行职员看见那个大坑发出尖叫的那一刻，库班已经坐上了回乡的火车。
库班坐在靠窗的位置，车厢里臭气熏天。
一个妇人的腋臭和一个木匠的脚气混在一起，一个男人打哈欠呼出的大蒜味道，在半空中，和另一个男人打饱嗝喷出的韭菜味道相撞，香烟，劣质香水，晕车者的呕吐物，种种气味混合在一起，就成了臭味。
闹哄哄的乘客，臭烘烘的车厢，连空气都让人窒息，说明每年的春运高峰期有多么糟糕。
库班的旁边坐着一个长头发的年轻人，年轻人说：“我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是在车顶上，一车厢的煤炭就在屁股下面。现在，挤得嗷嗷叫，咱俩换换位置嘛，老兄，嗯，我要方便一下。”
库班不情愿地和他交换了座位，他打开车窗，向外面撒了一泡尿。
也许是一泡尿产生的好感，库班向这个长发的年轻人举起啤酒瓶子，示意他要不要喝一杯。
老太婆说了一句文绉绉的话：“命是天生注定的，运是可以改变的。”
临走时，他给了老太婆两元钱，却顺手偷走了老太婆的钱包。
从那天开始，他的命运走向了一条死胡同。
在一起盗窃案中，一个小偷对另一个小偷说：“你躲在门后面，有人进来你就拿棒子打他的头。”
没人进来，是盗窃；有人进来，是抢劫。
一个盗窃犯会因为偶然的因素成为一个抢劫犯，棒子打得重了，或者遇到反抗，抢劫犯又很容易升级为一个杀人犯。
库班先是盗窃，然后抢劫，有段时间，这个大胡子男人每天要做的事就是花钱，拿一张百元的假币，去买东西。他买苹果、香烟、袜子，买萝卜与白菜，他的钱一次次被目光敏锐的小贩退回来，那段时间，他怀揣着三千多块钱流浪在街头。
库班没有饭吃的时候，使他感到饥饿的不是肚子，而是空虚。他吃饱的时候，心里却有一个地方空着，那里应该有一个女人。
他年轻的时候，喜欢跟踪街上的漂亮女人。有一次，他没能克制住自己的双手，因为强奸未遂被关进了监狱。
过了几年，库班回到家乡，和村里最漂亮的小寡妇古丽结了婚，他摆了一百多桌酒席，宴请全村的乡亲，甚至招待过路的人。他修路，打井，搭建葡萄架，全村的人都感激他，都知道他在外面发了财。
古丽有个私生的孩子，她曾经想把这孩子淹死在脸盆里，后来她喝水的时候呛着了，也就失去了勇气。有一天，在一棵开满了槐花的树下，这个孩子对库班说：“阿达，我要成为天下最厉害的小偷，和你一样。”
“那我考考你，”库班问他，“你看见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车筐里有个钱包，你应该怎么把钱包搞到手？”
“我故意往车子上撞。”孩子回答。
“呵呵，小巴郎，这样可不行。我教你，你呢，手里拿一团毛线，捆啤酒的绳子也可以，红的，白的，那样的，往后车轮里一扔，缠住了，那倒霉蛋下车，转身去拽毛线，你就趁他转身的那一会儿，动作要快，把包搞到手。有的女人，喜欢把包缠到车把上，那时，你就得需要一个小刀片了。”
“我明白了，主要是让骑车的人停下。”
“聪明。再问你个难点的问题，要是那人不骑自行车，他走路，你怎么想办法让他停下呢？”
巴郎摸了摸头皮，说：“我不知道。”
库班把一嘟噜槐花放在嘴里，说：“过段时间，我带你出去见识见识。”
临行的时候，村里的人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库班的家门口，他们是这样说的：“让孩子也跟着你发财去吧！”
1999年8月19日，济州华联大厦门前，一个小孩突然晕倒在路口，四肢抽搐，口吐白沫。很多人围观，水泄不通，另外几个小孩挤在人群里伺机盗窃。到手后，他们向地上的小孩使个眼色，他就站起来，抹抹嘴边的白沫，大摇大摆地走了。
我们知道，这羊角风是假装的，吐出的白沫是因为嘴里嚼着肥皂。
这些孩子，最大的18岁，最小的只有10岁，他们一律称呼库班为阿达。
昨天他们还在捡棉花，摘枸杞，今天跟着库班和古丽盗窃，闯荡天下。
1999年10月至12月，这四十个大盗租住在济州市西门大街金家大院里。
古丽用半块砖头在墙上算了一笔账，她对库班说：“我们，四十个人，一天要吃五十元钱的馒头，六十元的菜。即使是咸菜吧，也要吃下去二十斤。我们都一个月没吃到肉了，加上抽烟，就连巴郎都学会了抽烟，加上房租、水电费，算一百吧。这还是少的，我们每天的花销就得二百元，一个月就是六千多元，天哪，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库班正在睡觉，他用被子蒙上头，拿手指堵住耳朵，免得听见古丽的唠叨。
古丽那特有的深邃眼神开始变得忧虑，她继续说：“昨天，生瓜和白扇被人揍得鼻青脸肿地回来了，他俩什么也没偷到。让这些废物回家去吧，回到棉花地里去吧。还有，巴郎用偷来的钱买了一把玩具手枪，他还是个孩子，贪玩，巴郎，巴郎。”
古丽向窗外喊，一个正在院子里吃香蕉的小孩跑进来：“什么事？”
库班的手从被窝里伸出来，用手背狠狠地扇了巴郎一下，巴郎的嘴就流出了血。
这是一个黄昏，此后就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甚至名扬海外的盗窃案。
金家大院向东走六分钟就是西门储蓄所，几天来，生瓜和白扇就在储蓄所门口盯着取钱的人，他们一无所获。
有一天，库班从黄昏时就站在路边，看着储蓄所，他站了一整夜，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天亮时，他用脚踩灭最后一个烟蒂，回家了。
古丽正在院里洗衣服，库班把孩子们喊到一起。“我们要干一件大事，”他说，“这件事就是，挖——地——道，把那个银行里的钱全部偷出来，全部，连毛票也不给他们剩下。”
孩子们听完后，欢呼雀跃，高兴得把帽子扔向了天空。
当天晚上，他用绳子测量了从金家大院到储蓄所的准确距离。第二天，他买了电钻、铁锨、十字镐、矿灯。
上午10点，库班用脚在院子里的泥地上画了个圈，把一桶水倒进圈子里，对孩子们说：“挖吧，就从这里开始。”
院门紧闭，十几个年龄大点的孩子开始挖地道，另外二十个孩子在晚上把挖出来的土悄悄运到郊外的一个池塘里。三个月后，那池塘被填平了，地道却迷失了方向。他们穿过了一条街、几间房屋，甚至从一棵树下挖了过去，然而并没有到达储蓄所的下面。库班一筹莫展，想到了在狱中认识的一个朋友，此人叫刘朝阳，外号“耗子”，是个真正的挖洞高手。
刘朝阳来了之后，先去了一趟银行，仔细查看了银行保险库的位置，然后查看了地道，在树根下面，他对库班说：“这是一棵柳树，向右挖吧。”
他们仅仅挖了三天，刘朝阳指指头顶，说：“到了。”
案发后，当地警方对前来采访的媒体声称，这批窃贼可能有精良的器材，包括环球定位系统，还有多名数学、工程和挖掘专家。我们知道，所谓精良的器材不过是一些最简单的工具，警方提到的数学、工程和挖掘专家就是刘朝阳，他只是一位普通的煤矿工人，曾经因盗墓被判刑三年。
警方指出，这些窃贼在储蓄所附近租了一个院子，关上门挖地道，没有引人怀疑。地道呈现的是“人”字形状，说明这群家伙曾经迷了路，那棵柳树为他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地道墙壁钉有塑料板，地面铺着木板，沿途有电灯照明，还有一间工作室。银行职员在上午8点才赫然发现钱库地面上的一个大洞，窃贼搬走了钱库内的5个保险箱，未触动警铃，保险库的行动感应器和保安摄像机，毫无反应。警方没有透露这些窃贼盗走了多少钱。
当天上午8点，也就是银行职员看见那个大坑发出尖叫的那一刻，库班已经坐上了回乡的火车。
库班坐在靠窗的位置，车厢里臭气熏天。
一个妇人的腋臭和一个木匠的脚气混在一起，一个男人打哈欠呼出的大蒜味道，在半空中，和另一个男人打饱嗝喷出的韭菜味道相撞，香烟，劣质香水，晕车者的呕吐物，种种气味混合在一起，就成了臭味。
闹哄哄的乘客，臭烘烘的车厢，连空气都让人窒息，说明每年的春运高峰期有多么糟糕。
库班的旁边坐着一个长头发的年轻人，年轻人说：“我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是在车顶上，一车厢的煤炭就在屁股下面。现在，挤得嗷嗷叫，咱俩换换位置嘛，老兄，嗯，我要方便一下。”
库班不情愿地和他交换了座位，他打开车窗，向外面撒了一泡尿。
也许是一泡尿产生的好感，库班向这个长发的年轻人举起啤酒瓶子，示意他要不要喝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