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零九山穷水尽（三）
历史无情的嘲笑着史迪威的愚蠢和狂妄，校长在三表示这些军队是以防万一所必需的军队，史迪威不管，他只要自己的功绩，在这个时候抽调这些军队无异于釜底抽薪，是给我们这个已经遍体鳞伤山穷水尽的国家的重重一击，我甚至觉得这是史迪威和倭寇商量好的，大军出兵之后的第三天，民国三十三年四月十七日，倭寇发动了被我国称之为“豫湘桂会战”的最后一次大型会战，是为黎明前最后的黑暗，也是最深重的黑暗……
这次战斗发起的规模和倭寇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让我感到震惊，恐怕能与之相比的，唯有那场“百师大战”武汉会战了。
据后来的情报得知，从倭寇明治维新以来，从未像此次作战这样如此彻底动员其陆军，哪怕是武汉会战也没有；由于华北大扫荡的顺利进行，在华北的共产党以及各路游击队短时间内无法对倭寇进行有效阻碍，此前提让倭寇整体作战的兵力调度上得以提前顺利进行；倭寇国内为支援此次作战所调动的人力，超过明治时期的日俄战争两倍以上！
倭寇东京大本营将对于倭寇在执行此次作战计划中所有的兵力支援和要求都予以优先配合，倭寇甚至从关东军以及本土动员三十八万部队补充其中国部队之缺额以及后备补充兵，并将在中国的乙种师团和丙种师团调升为甲种师团，此举直接导致倭寇的一个师团含特种作战单位和支援单位之后可达两万人以上，注意，是任何一个师团！
为此，他们甚至重新恢复了十一军的番号，重新组建了十一军，将关东军精锐师团和本土精锐师团补充到了十一军里面，成为一支更加强悍的十一军，其兵力数量和装备水平完全超越了被我们歼灭的十一军的方方面面，新十一军的指挥官是倭寇大将横山勇，总兵力为十个师团又四个旅团，总兵力超过了一百兵团，在二十万人以上，让我心惊。
另一支军级作战单位是内山英太郎指挥的第十二军，包括六个师团和六个旅团的兵力，总兵力也在十七万至十八万之间，方方面面加起来，光是作战士兵，就不下四十万！加上后勤补给军队和医务兵炊事兵工程兵运输兵等等，倭寇发动此次作战的总兵力在四十万以上！甚至接近五十万！由畑俊六这个老狐狸担任总指挥，真真正正的是全国动员，尽了倭寇全部的国力了！
倭寇发动这场被他们称之为“一号作战”的大型会战也是有迹可循的，自从民国三十二年秋季开始，倭寇在太平洋上屡遭败绩，他们自己也预感到可能难以继续支撑两个战场上的同时作战，所以他们决定先对付好对付的，解决了中国，再去对付美国，因此，拟定了这个庞大的战略计划。他们大概也明白二十万人以下的兵力出动根本不足以对中国造成威胁，所以这一次一不做二不休，出动了四十万人的兵力！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后勤准备的非常出色，对于一个二十世纪的国家而言，他们发动战争对于后勤的准备是完备的，我想，我们国家对于军队后勤的供应和管理之混乱虚弱无力，那也是罕见的，能够以这样低到了极致的后勤对抗倭寇接近欧美国家的后勤，军人吃的苦可想而知，那一天几两米的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倭寇不一样，不单单是粮食，还有充分的肉食，甚至还有香烟、酒、糖果以至于巧克力这一类的副食，士兵的衣服鞋子的修理也纳入了后勤供应系统里面，这样的后勤让我感到心酸，和倭寇的军人比起来，我们的军人，是以怎样的坚持和代价和他们相对抗，为国家民族之尊严而奋斗至今。
与倭寇细致到近乎苛刻的准备情况相比，国府的准备，则几乎是零；不说士兵们的后勤准备，乃至是情报准备，也因为校长和史迪威已经因为远征军的问题而在冲突上达到最高峰的情况陷入了危局，对于倭寇作战动向与情报判断上亦多所失误，尽管民国三十三年初戴雨农即获得倭寇在华中及长江流域有非常活动之情报，并在二月以后，对于倭寇准备打通平汉线和粤汉线攻势情报也越趋清楚，但以后局势之展开仍出其所料之外。
戴雨农虽然管理着庞大的军统，对倭寇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情报战，其激烈程度不下于正规战，精通动魄的程度更是大大超出了正规战，军统人员为了对付倭寇也是损失惨重，将军级的人物就损失了好几个，整个加在一起，七年来，军统损失的优秀特工超过了万人以上，为国军作战提供了大量的情报，抗战能坚持到现在，戴雨农功不可没。
但是因为史迪威和校长之间的权力冲突达到了最高峰，以致水火不容，戴雨农的工作也受到了阻碍，校长自然需要戴雨农去帮忙对付史迪威这个讨厌的家伙，所以戴雨农不可避免的需要分心，这样便放松了对于倭寇行动方向的关注，虽然得到了情报，但是却一直没有重视起来，以至于倭寇发动战斗的准确性都不能确认，这是戴雨农的失职，也是国家的悲哀。
而在内部基础不稳之下，校长被逼将大部分美援物资和最后一支战略总预备队投入第二次远征军中，民国三十三年时战争已迈入第七年，国府领土和有效统治人口大大紧缩，战费又居高不下，岳父大人主导财政部，无可奈何之下，被逼饮鸩止渴，印刷钞票，扩大法币发行，而在这之后，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的十四亿元至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的一千八百九十四亿元，结果当然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
战争打的就是钱，可是中国那个时候最缺的就是钱！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又能怎么办？被盟国坑害苦了，却又无可奈何，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个时候国府之苦，校长之苦，无以名状。在这种情形下，不仅靠薪水生活的军公教人员受害最深，前线的部队也普遍缺乏衣食、医药和装备。
我后来结识的著名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当年于国军十四师任少尉排长，驻滇西，月薪仅法币四十二元，但于驻地街头一碗面都要法币三元！黄先生对我诉苦道：“这种程度的军饷和这种程度的物价，我们怎么过活？一个月就吃十几碗面条？还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当时也就您的部队足饷，士兵不会挨饿，所以很多人削尖了脑袋想往一百兵团里面钻，很不幸，我也是其中一员，但是那是实在没有办法的事情了，活不下去啊！”
我无言以对，那是真实的情况，我靠着美国人和英国的钱还有自己的积蓄保持了一百兵团的兵饷问题，但是只能保证一百兵团这些军队的，再多的话我就是倾家荡产也无法做到，更何况我还需要养家糊口，兰儿和天佑还需要我的工资去养活，我不可能让我的家人挨饿，岳父大人岳母大人都不会允许，校长也不会允许。
而在军事上面，据我所知，也是一塌糊涂，第一战区连年饱受兵灾天灾肆虐，民国二十七年黄河花园口决堤以阻碍倭寇造成近百万人伤亡，民国三十一年和民国三十二年大饥荒又饿死数百万人民，虽然整个第一战区正规军总数帐面上有四十六个师、四个独立步兵旅，不包含游击队便已号称四十七万大军，实际上其中有十六个师是以新、预、暂作为编号，实质战力完全不能依靠，加上第一战区副司令官汤恩伯辖下部队吃空缺问题是国防军中出名的糟糕，战区战力并没有想像充裕。
汤恩伯这个家伙，该怎么说呢？于国有功，有大功，亦有大过，所以才会导致后来连警卫队都被百姓缴了械，自己化妆才得以逃走，他这样的人，做一个师长也就顶天了，放在了战区副司令的位置上，简直就是草菅人命！至于蒋鼎文，那位司令，呵呵，没什么可说的，曾经的英雄，现在的狗熊而已……
校长在用人方面，也许是迫于形势，就像当初塞克特伯伯对与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也是很不满意，但是因为实际情况的需要以及他们对于校长的忠诚，这些军官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所以得以保留，这也是民国的悲哀，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到处充斥着尔虞我诈，忠诚和信义，就最为重要了，这个情况下，显然，忠诚是放在第一位的。
汤恩伯忠诚，蒋鼎文不算忠诚，但是名望大地位高，这就是校长用他们的理由，但是这样的人最适合去做虚位领袖，做做样子，汤恩伯还有一点点军事上面的才能，做个师长也就够了，哪里能做到那样高的职位上？第一战区之败，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了。
上行下效，司令长官如此，能指望士兵如何？河南连遭天灾，根本没有足够的粮食，又要养活四十多万大军，军队都忙着救灾自救，吃饱肚子为上，谁管得着战斗？国家是国家，他们也爱国，但是吃不饱肚子，连命都没了！舍生取义，那从来都是少数人，极少数人，名留青史的人，而绝不会是全部的小兵小卒！
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打仗吗？这是政府的错误，是国家的失误，也是国家的悲哀，他们是国家的兵，为了国家战斗，国家却不能让他们吃饱，而要让他们自谋生路，这一点，谁能责怪他们？我？校长？还是将军们？我们都不能这样……
至于第五战区李宗仁将军所部，因为武汉大反攻以至于区域西其宜昌东至徐州，成一长条，兵力明显不够，李宗仁将军便采取了段段设防，层层阻击的策略驻军，这样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因为李宗仁将军的威望，让校长觉得不安，桂系和中央的矛盾始终不能有效地调和，所以李宗仁将军处心积虑防备校长的时候，校长也在防备他，这样子的防备，自然就会使得第五战区不稳。
为了是李宗仁将军的威胁减轻，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少手中的军队数量，这也是我最不满意校长的地方，成功的上位者必须要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不管心里怎么想，面子上都要做到，但是校长不是，校长是用人也疑疑人也用，所以自然导致上下相互猜忌，遭罪的还是国家，李宗仁将军从两年前的手握数十万雄兵直到手中可用兵力不到二十万，区区二十万兵力防备那样一条长长的防区，怎么可以？我觉得不妥，所以发了一份电报给校长，但是效果显然不是很好。
至于第九战区，也是我最担心的一个战区，因为我的关系，第九战区的战区司令依然是薛岳将军，并且战区司令部设置在了武汉，这座曾经的陪都里面，我也曾经想过要不要劝校长还都武汉，但是校长显然没有那个意思，而是把第九战区司令部设置在了武汉，管理大半个长江中游，从南京一线一直到武汉一线，都属于第九战区，至于原来的长沙部分则为第十战区，划归陈诚将军管理。
而本次的远征军出战陈诚将军为总司令，所以第十战区总司令暂时由薛岳将军代理，一个人管理这么大一片区域，这也算是非黄埔系和校长嫡系之外的杂牌的最高位置了，除了薛岳将军，可没有人能达的到这个地位，但是第九战区虽然有雄兵五十万之众，却是屡受重创的地点，而且绝对主力整编军都在云南整训，一时半会儿根本回不来，所以第九战区也面临着兵力短缺的现象，这个时候开战，对于中国而言，是一场灾难。
中国抗战史上最为黑暗的一段时刻，即将来临……
这次战斗发起的规模和倭寇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让我感到震惊，恐怕能与之相比的，唯有那场“百师大战”武汉会战了。
据后来的情报得知，从倭寇明治维新以来，从未像此次作战这样如此彻底动员其陆军，哪怕是武汉会战也没有；由于华北大扫荡的顺利进行，在华北的共产党以及各路游击队短时间内无法对倭寇进行有效阻碍，此前提让倭寇整体作战的兵力调度上得以提前顺利进行；倭寇国内为支援此次作战所调动的人力，超过明治时期的日俄战争两倍以上！
倭寇东京大本营将对于倭寇在执行此次作战计划中所有的兵力支援和要求都予以优先配合，倭寇甚至从关东军以及本土动员三十八万部队补充其中国部队之缺额以及后备补充兵，并将在中国的乙种师团和丙种师团调升为甲种师团，此举直接导致倭寇的一个师团含特种作战单位和支援单位之后可达两万人以上，注意，是任何一个师团！
为此，他们甚至重新恢复了十一军的番号，重新组建了十一军，将关东军精锐师团和本土精锐师团补充到了十一军里面，成为一支更加强悍的十一军，其兵力数量和装备水平完全超越了被我们歼灭的十一军的方方面面，新十一军的指挥官是倭寇大将横山勇，总兵力为十个师团又四个旅团，总兵力超过了一百兵团，在二十万人以上，让我心惊。
另一支军级作战单位是内山英太郎指挥的第十二军，包括六个师团和六个旅团的兵力，总兵力也在十七万至十八万之间，方方面面加起来，光是作战士兵，就不下四十万！加上后勤补给军队和医务兵炊事兵工程兵运输兵等等，倭寇发动此次作战的总兵力在四十万以上！甚至接近五十万！由畑俊六这个老狐狸担任总指挥，真真正正的是全国动员，尽了倭寇全部的国力了！
倭寇发动这场被他们称之为“一号作战”的大型会战也是有迹可循的，自从民国三十二年秋季开始，倭寇在太平洋上屡遭败绩，他们自己也预感到可能难以继续支撑两个战场上的同时作战，所以他们决定先对付好对付的，解决了中国，再去对付美国，因此，拟定了这个庞大的战略计划。他们大概也明白二十万人以下的兵力出动根本不足以对中国造成威胁，所以这一次一不做二不休，出动了四十万人的兵力！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后勤准备的非常出色，对于一个二十世纪的国家而言，他们发动战争对于后勤的准备是完备的，我想，我们国家对于军队后勤的供应和管理之混乱虚弱无力，那也是罕见的，能够以这样低到了极致的后勤对抗倭寇接近欧美国家的后勤，军人吃的苦可想而知，那一天几两米的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倭寇不一样，不单单是粮食，还有充分的肉食，甚至还有香烟、酒、糖果以至于巧克力这一类的副食，士兵的衣服鞋子的修理也纳入了后勤供应系统里面，这样的后勤让我感到心酸，和倭寇的军人比起来，我们的军人，是以怎样的坚持和代价和他们相对抗，为国家民族之尊严而奋斗至今。
与倭寇细致到近乎苛刻的准备情况相比，国府的准备，则几乎是零；不说士兵们的后勤准备，乃至是情报准备，也因为校长和史迪威已经因为远征军的问题而在冲突上达到最高峰的情况陷入了危局，对于倭寇作战动向与情报判断上亦多所失误，尽管民国三十三年初戴雨农即获得倭寇在华中及长江流域有非常活动之情报，并在二月以后，对于倭寇准备打通平汉线和粤汉线攻势情报也越趋清楚，但以后局势之展开仍出其所料之外。
戴雨农虽然管理着庞大的军统，对倭寇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情报战，其激烈程度不下于正规战，精通动魄的程度更是大大超出了正规战，军统人员为了对付倭寇也是损失惨重，将军级的人物就损失了好几个，整个加在一起，七年来，军统损失的优秀特工超过了万人以上，为国军作战提供了大量的情报，抗战能坚持到现在，戴雨农功不可没。
但是因为史迪威和校长之间的权力冲突达到了最高峰，以致水火不容，戴雨农的工作也受到了阻碍，校长自然需要戴雨农去帮忙对付史迪威这个讨厌的家伙，所以戴雨农不可避免的需要分心，这样便放松了对于倭寇行动方向的关注，虽然得到了情报，但是却一直没有重视起来，以至于倭寇发动战斗的准确性都不能确认，这是戴雨农的失职，也是国家的悲哀。
而在内部基础不稳之下，校长被逼将大部分美援物资和最后一支战略总预备队投入第二次远征军中，民国三十三年时战争已迈入第七年，国府领土和有效统治人口大大紧缩，战费又居高不下，岳父大人主导财政部，无可奈何之下，被逼饮鸩止渴，印刷钞票，扩大法币发行，而在这之后，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的十四亿元至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的一千八百九十四亿元，结果当然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
战争打的就是钱，可是中国那个时候最缺的就是钱！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又能怎么办？被盟国坑害苦了，却又无可奈何，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个时候国府之苦，校长之苦，无以名状。在这种情形下，不仅靠薪水生活的军公教人员受害最深，前线的部队也普遍缺乏衣食、医药和装备。
我后来结识的著名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当年于国军十四师任少尉排长，驻滇西，月薪仅法币四十二元，但于驻地街头一碗面都要法币三元！黄先生对我诉苦道：“这种程度的军饷和这种程度的物价，我们怎么过活？一个月就吃十几碗面条？还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当时也就您的部队足饷，士兵不会挨饿，所以很多人削尖了脑袋想往一百兵团里面钻，很不幸，我也是其中一员，但是那是实在没有办法的事情了，活不下去啊！”
我无言以对，那是真实的情况，我靠着美国人和英国的钱还有自己的积蓄保持了一百兵团的兵饷问题，但是只能保证一百兵团这些军队的，再多的话我就是倾家荡产也无法做到，更何况我还需要养家糊口，兰儿和天佑还需要我的工资去养活，我不可能让我的家人挨饿，岳父大人岳母大人都不会允许，校长也不会允许。
而在军事上面，据我所知，也是一塌糊涂，第一战区连年饱受兵灾天灾肆虐，民国二十七年黄河花园口决堤以阻碍倭寇造成近百万人伤亡，民国三十一年和民国三十二年大饥荒又饿死数百万人民，虽然整个第一战区正规军总数帐面上有四十六个师、四个独立步兵旅，不包含游击队便已号称四十七万大军，实际上其中有十六个师是以新、预、暂作为编号，实质战力完全不能依靠，加上第一战区副司令官汤恩伯辖下部队吃空缺问题是国防军中出名的糟糕，战区战力并没有想像充裕。
汤恩伯这个家伙，该怎么说呢？于国有功，有大功，亦有大过，所以才会导致后来连警卫队都被百姓缴了械，自己化妆才得以逃走，他这样的人，做一个师长也就顶天了，放在了战区副司令的位置上，简直就是草菅人命！至于蒋鼎文，那位司令，呵呵，没什么可说的，曾经的英雄，现在的狗熊而已……
校长在用人方面，也许是迫于形势，就像当初塞克特伯伯对与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也是很不满意，但是因为实际情况的需要以及他们对于校长的忠诚，这些军官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所以得以保留，这也是民国的悲哀，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到处充斥着尔虞我诈，忠诚和信义，就最为重要了，这个情况下，显然，忠诚是放在第一位的。
汤恩伯忠诚，蒋鼎文不算忠诚，但是名望大地位高，这就是校长用他们的理由，但是这样的人最适合去做虚位领袖，做做样子，汤恩伯还有一点点军事上面的才能，做个师长也就够了，哪里能做到那样高的职位上？第一战区之败，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了。
上行下效，司令长官如此，能指望士兵如何？河南连遭天灾，根本没有足够的粮食，又要养活四十多万大军，军队都忙着救灾自救，吃饱肚子为上，谁管得着战斗？国家是国家，他们也爱国，但是吃不饱肚子，连命都没了！舍生取义，那从来都是少数人，极少数人，名留青史的人，而绝不会是全部的小兵小卒！
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打仗吗？这是政府的错误，是国家的失误，也是国家的悲哀，他们是国家的兵，为了国家战斗，国家却不能让他们吃饱，而要让他们自谋生路，这一点，谁能责怪他们？我？校长？还是将军们？我们都不能这样……
至于第五战区李宗仁将军所部，因为武汉大反攻以至于区域西其宜昌东至徐州，成一长条，兵力明显不够，李宗仁将军便采取了段段设防，层层阻击的策略驻军，这样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因为李宗仁将军的威望，让校长觉得不安，桂系和中央的矛盾始终不能有效地调和，所以李宗仁将军处心积虑防备校长的时候，校长也在防备他，这样子的防备，自然就会使得第五战区不稳。
为了是李宗仁将军的威胁减轻，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少手中的军队数量，这也是我最不满意校长的地方，成功的上位者必须要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不管心里怎么想，面子上都要做到，但是校长不是，校长是用人也疑疑人也用，所以自然导致上下相互猜忌，遭罪的还是国家，李宗仁将军从两年前的手握数十万雄兵直到手中可用兵力不到二十万，区区二十万兵力防备那样一条长长的防区，怎么可以？我觉得不妥，所以发了一份电报给校长，但是效果显然不是很好。
至于第九战区，也是我最担心的一个战区，因为我的关系，第九战区的战区司令依然是薛岳将军，并且战区司令部设置在了武汉，这座曾经的陪都里面，我也曾经想过要不要劝校长还都武汉，但是校长显然没有那个意思，而是把第九战区司令部设置在了武汉，管理大半个长江中游，从南京一线一直到武汉一线，都属于第九战区，至于原来的长沙部分则为第十战区，划归陈诚将军管理。
而本次的远征军出战陈诚将军为总司令，所以第十战区总司令暂时由薛岳将军代理，一个人管理这么大一片区域，这也算是非黄埔系和校长嫡系之外的杂牌的最高位置了，除了薛岳将军，可没有人能达的到这个地位，但是第九战区虽然有雄兵五十万之众，却是屡受重创的地点，而且绝对主力整编军都在云南整训，一时半会儿根本回不来，所以第九战区也面临着兵力短缺的现象，这个时候开战，对于中国而言，是一场灾难。
中国抗战史上最为黑暗的一段时刻，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