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3章 联络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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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总裁的隐忍,让兴宣大院君李昰应集团和闵王后闵慈瑾集团暂时放下了心。
  他们之所以能够暂时放心,主要还是因为丹州军的力量,如果要同整个朝鲜官军做对的话,无异于以卵击石,他们不但不怕,甚至希望萌总裁的丹州军也能够同他们发生武装冲突,这样的话,他们将转嫁激烈的社会矛盾到反抗外来侵略当中去。
  朝鲜人并没有将萌总裁的丹州军看的很高大,即便是丹州军刚刚取得了不错的战绩。
  主要还是军队的数量太少,步兵不管装备多么的精良,还是需要数量的。
  萌总裁可不想这么做,不想成为闵王后闵慈瑾的配角,他已经感受到这个女人的厉害了。
  日本人跟朝鲜叛军搅和在一起,为什么不能转嫁矛盾?
  这是因为日本海盗军队,属于萨长藩阀的海外分支,同日本政府还是有区别的,他们不被当作一支国家军队来看待,更因为有朝鲜开化党亲日的关系在当中。
  示弱是示弱了,萌总裁的隐忍,就是在示弱。
  只是萌总裁的丹州军,却并没有做出要退出平壤城的样子,按照丹州军给出的说法,帮助朝鲜打仗,消耗了很多粮草和军费,必须给出二百万两清国官银的军费和一百万石粮草,才能退出平壤城!
  兴宣大院君李昰应集团和闵王后闵慈瑾都不敢武力驱逐萌总裁的丹州军,这是萌总裁心中有数的事情,他一面让人积极在永福宫构筑防御工事,外面看起来,整个大军却是静悄悄的。
  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无奈,只能派出代表同萌总裁的代表就军费和粮草的问题反复磋商,萌总裁的代表的态度还算是温和,这也更加让兴宣大院君李昰应集团和闵王后闵慈瑾放心了不少。
  不过,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并没有放松对萌总裁的防备,整个平壤依然处在戒严的状态。
  萌总裁倒是做出了一个无奈的决定,写信给日本的明治天皇,表达东夏威夷王国愿意同日本共同维持在朝鲜的利益!
  不是被兴宣大院君李昰应集团和闵王后闵慈瑾打脸打的太狠了的情况下,萌总裁并不想同日本人联合。
  日本人刚刚经历了倒幕运动,藩阀的势力和幕府的实力依然十分强大,日本人要真正走上富国强兵的快车道,还需要一次大的战争!
  那就是几年后的最后武士战争,历史上是西南战争,萌总裁不太按照历史来规划自己的时间线,他有自己的发展节奏,鬼知道他的丹州的发展,会不会对历史造成冲击,大势暂时影响不大,但是一些小的历史肯定是会改变的,至少,他上次和清军干仗,把淮军精锐引来了,就不是原本的历史了,驻扎在丹州外围的两万多淮军,已经成为了萌总裁的心病,谁也受不了自己屋外站着一堆鬼。
  萌总裁要同日本人联系,其实很方便的,因为朝鲜站的关系,平壤城内的一个日本特工组织,已经在朝鲜站的监视之下,只要通过这些人将信件传回到日本就可以了。
  日本虽然在末代幕府将军归政于天皇之后,天皇的权力有所加强,不过,天皇政府也仅仅还处于架构的阶段,主要的权力都集中在萨长藩阀为首的一帮维新派手中,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被后世称为维新三杰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
  兴宣大院君李昰应集团和闵王后闵慈瑾集团,此时也有意见分歧,所以,萌总裁一面积极联络日本人,一面也在其他方面寻找机会,他必须尽量的拖延时间,等待机会,密切关注朝鲜宫廷的动态,萌总裁深知,兴宣大院君李昰应集团同闵王后闵慈瑾是政见不同,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还有对统治势力的争夺,这更是不可调和的矛盾,退一步,更加有利于兴宣大院君李昰应集团同闵王后闵慈瑾集团的政治联盟破裂。
  找不到机会的时候,不能停止努力,努力,加上耐心的等待!
  萌总裁逐渐培养着自己的个性,坚韧不拔的个性,一个民族要想奋进,肯定和这个民族的领导者有最直接的关系!
  萌总裁时刻告诉自己,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的社会已经具备雏形,只是经不起瞎折腾,萌总裁需要提供给丹州一个稳定发展的环境。
  如果丹州是一只会下蛋的母鸡,现在也只能算是小鸡仔。
  萌总裁此时的内心是压抑且痛苦的,他无法心想事成,工业连起步都还没有,兵工厂没有建立起来,没有自己的军工补给线,只能忍耐!再忍耐!
  倒幕运动是日本近代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
  明治维新前,在日本,以中下级武士为主体的改革派中心在西南部经济较发达的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他们逐渐认识到自己国家的落后民族的危机,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实质是推翻幕府统治。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发生的倒幕维新运动,一般被认为是使日本由封建社会转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变革”。
  一个阶级的政治态度往往是由其经济地位决定的。
  然而在德川幕府末期,由于掌握政治权力的武士阶级贫困化和无政治权力的町人阶级富有化,以及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而在町人阶级内部发生两极分化,使本来就带有重视经济而轻视政治倾向的町人阶级的政治态度变得异常复杂和“嗳昧”。
  町人阶级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未曾对武士阶级特权的正当性发起挑战。
  他们似乎乐于扮演二等政治角色,满足于赚钱和家庭生活。
  从幕末町人阶级的总的表现看,他们没有因身处被统治阶级和对现存政治不满,而主动发起旨在推翻幕府权力的政治斗争,而是仍然相信“资本的逻辑”和金钱的力量能够改变一切,致力于赢利赚钱。
  与此同时,他们也并未因自己既有的经济地位而去积极维护现存的封建制度,或者如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与幕府和诸藩同呼吸共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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