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5章 【1178 欢迎老百姓谈问题】
“我的办法也高明不到哪里去。”萌总裁微微一笑：“我觉得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多翻译有正能量的文学作品，19世纪欧洲文学成就最高的国家和地区是法、英、德、俄和北欧地区，美国文学也有很大的发展，获得了独立的民族品格，南欧和东欧各国也有发展，产生了一批有世界声誉的作家。我们在工业上能够学习别人，在文化上，同样也可以学习别人，怎么能够帮助国人开眼看世界，就怎么来。加速学习世界的过程。”
萌总裁的办法并没有多少建设性，却让旁听众人都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华皇没有说完的一句话，或者是不能说出来的一句话是这样的——华皇总是对的！
这就是华皇要给所以华国人的感觉，毕竟，萌总裁在1877年才推翻清廷的统治，现在已经是1879年的4月份了！
比欧洲整整晚了一年多年的社会改造，华国要想追上去，实在是一种逆天发展的行为！
但是华皇并不认为钳制老百姓的思想，让大家一定要按照他的想法来，就是最好的，还是要加快开放的速度。
即便是李提摩太，凯瑟琳，甚至包括卡特莉娜卡芙公主这种在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外国人’，其实，都多多少少已经被华国的很多传统文化给同化了。
华国的确有这样的魅力，同化的能力太强悍了，在华国生活时间长了的人，都会养成华国同样的生活习惯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他们和洁格格，赵轻萝这种土生土长的华国人一样，都不会想到多引进欧美文化的问题。
“那，我们不就是在完全复制他们的文化吗？到时候，我们国内不是也泛滥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卡特莉娜卡芙公主担心的问道。
“这点问的好，我们要再批判！直白的翻译之后，要有我们自己的东西，要在像《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书的每一章结尾处，或者旁白上，加上华粹党的观点，现在的初级资本主义经济和未来的国家资本主义要结合起来。”萌总裁下结论道，在华皇的教育思维中，先资，资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国家肯定要过渡到国家资本阶段，然后过渡到社的阶段，历史就应该是这样的，只是华皇不知道自己手里的华国，每个阶段要花费多少时间，如果能够以极少的时间，让华国的资本主义完全替代封建主义，这就是一种进步，在19世纪来说，已经很足够了。
卡特莉娜卡芙公主和洁格格都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赵轻萝，李提摩太，凯瑟琳则没有什么表示，不是他们听不懂华皇的话，只是这看似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却已经触及到了很高的层面了，三个人的级别不够，不能随便对这种高层的东西发表意见。
华皇笑道：“不用紧张，教育的目的就是引导，在学习中进步，一定要敢于学习，不要怕学习，我们在跟世界接触的时候，也会受到各种思潮左右。我相信，华国会形成自己的一套文学体系的，当然，国学不能抛弃，甚至要在语文中摆在更突出的位置，同时加强政治教育。当然，在引入欧美文学的时候，也要做好甄别工作，主要引入的小说，也鼓励华国国内创作讴歌时代进步，充满正能量的作品。文字狱要不得。”
卡特莉娜卡芙公主和洁格格又同时点点头，华皇的话，虽然好像和洁格格刚才说的差不多意思，其实是不同的，因为洁格格没有说要大量引入欧美文学的问题。
在封建时代，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文字狱，从来没有像华皇这样的，不但顾虑发展传统文学，也鼓励引入欧美文学，并驾齐驱发展的皇帝。
华国古代的文字狱以清代最为残酷暴虐，清代皇帝大施文字狱，目的在于压制汉族人的民族独立反抗意识，树立清朝统治的权威，加强中央专制集权，这种文化专制政策，造成社会恐怖，文化凋敝，从而禁锢了思想，摧残了人才，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华国的文字狱古已有之，历朝历代屡见不鲜。
《汉书》记载，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令“宣帝见而恶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杨恽腰斩。
曹魏末年，嵇康因写作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令权臣司马昭“闻而恶之”，而被斩于东市。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六月，大臣崔浩因主持编纂的国史直书揭露了北魏统治者拓跋氏祖先的羞耻屈辱的历史，被北魏太武帝下令族诛，同时株连被杀的还有崔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等北方大族，史称“国史之狱”。
在萌总裁的认知中，人接触的越多，越是能够判断是非，越是不让人看，不让人接触，以讹传讹，闭门造车，越是会坏事。
宋代的皇城司巡察亲事官、亲事卒、逻卒是特务，这些人员北宋开国之初早已有之。
宋代文字狱较多，诸如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胡铨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几乎尽人皆知。
宋代的文字狱以宋高宗一朝最多，宋高宗时“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
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5《秦桧文字之祸》考述，不下20起。
宋代禁书、焚书的事件不时发生，私史往往是禁毁的主要对象。
如崇宁二年（1103）四月，“诏毁刊行《唐鉴》并三苏、秦、黄等文集。”诸如《东斋记事》、《湘山野录》、《刘贡父诗话》、晁补之文集以及程颐的著述都在禁毁之列。
元朝时思想管制较松，基本没有文字狱的记录。有人告发南宋遗民梁栋的诗句“谤讪朝廷，有思宋之心”。
梁栋被押往大都审讯，坚决不服，最后礼部官决定：“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便将其无罪释放。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春节，江南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创作一副春联：“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讽刺元朝公文的俗气，被人告官，但处罚只是免职而已。
唯一一起文字狱疑案则是宋恭帝之死。
忽必烈封宋恭帝为瀛国公，封谢太后为寿春郡夫人。封福王赵与芮平原郡公，把公主嫁给了恭帝；谢太后有病，下诏书明令优待宋室宗亲，让他们居住在大都。七年后，谢太后病死。
元朝天下初定，汉人反抗情绪严重，赵显无疑成了这些人的精神领袖，忽必烈完全应该杀掉赵显，以彻底断绝后患，但忽必烈没有对赵显下毒手，而是给了他一大笔钱，给他找了个地方，送他去西藏萨迦寺出家了。
忽必烈想让他在远离内地的雪域高原终了一生，既使他不至于威胁新政权的存在，又能保全性命。
元代高僧释念常所著《佛祖通载》记载：“宋主以王位来归，学佛修行。帝大悦，命削发为僧宝焉。”。
在此之后的汉文史籍就就没有了瀛国公赵隰的记载，但在藏文材料中偶有恭帝的踪迹。恭帝十九岁时到喇嘛庙里出家，驻锡萨斯迦大寺，号木波讲师。入吐蕃，学习梵书、西蕃字经。把汉藏佛经互译比勘，校订经书中的异文。
后来赵隰还担任了萨迦大寺的住持，法号为“合尊”，成为当时吐蕃的佛学大师，四处讲经，穷其一生潜心研究佛学。
他翻译了《百法明门论》，以及佛理深奥的《因明入正理论》，在扉页留下了题字，自称为“大汉王出家僧人合尊法宝”。
被藏族史学家列入翻译大师的名单。
朱元璋十分忌讳“光”、“秃”等字眼，就连“僧”也不喜欢，甚至连和“僧”读音差不多的“生”也同样厌恶；他曾参加过红巾军，因此不喜欢别人说“贼”、“寇”，连和贼读音相近的“则”也厌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摘引《闲中今古录》说，杭州教授徐一夔在贺表里，因为写到“光”字和“则”字，朱元璋认为是讽刺他当过和尚当过“贼”，于是杀了徐一夔。
但现代学者陈学霖研究称徐一夔在“被杀”的第二年，居然还给人写过墓志铭，事实是，他平平安安地活到八十多岁，死于建文二年，在朱元璋去世之后。
在《大明御制皇陵碑》里，朱元璋本人也没有隐瞒自己出家和参加起义的旧事，倒是坦陈了这段在封建士大看来似乎很不堪的历史。
朱棣全面继承了他父亲文字狱的暴政，杀了方孝孺后，立即下令“藏方孝孺诗文者，罪至死”，方孝孺的门人不得已，将方的诗文改名为《侯城集》，才得以行于后世。
永乐三年十一月，庶吉士章朴家藏方孝孺诗文，被斩。
其他跟方孝孺有关的文字也不行，比如方孝孺的老师宋濂（《元史》的作者）诗集中有“送方生还宁海”，全部被删节涂墨。还有练子宁的《金川玉屑集》也在查禁之列，还有建文帝的殉难诸臣的诗文一律被禁止发行，一切有关建文帝的文字都不许露面，还鼓励告密，如永乐九年，黄岩县告发有人持建文时士人包彝古所进楚王书，下法司严惩。
浙江佥事韩邦奇因为看到宦官掠夺富阳茶鱼，为害一方，作歌哀之，被当地的镇守太监王堂认为诽谤圣上，下诏狱，罢黜为民。
河南巡抚胡赞宗因为写迎驾诗中“穆王八骏”语为诽谤，被革职，杖四十。
南京工部尚书吴廷举因为引用白居易、张永诗句“朝廷雇我做闲臣”“江南闲煞老尚书”，嘉靖帝大怒，将其革职。
嘉靖十六年，应天府试，考生答卷多讥讽时事，考官评语失书名。
嘉靖帝大怒，将考官江汝璧、欧阳衢下诏狱，罢黜为民，府尹孙懋下南京法司。
洁格格笑眯眯道：“听陛下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呢。”
“有吗？其实我也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有一条，不要不让老百姓说话，法律和文学，是不相冲突的。不能公开黄，却可以公开谈政治，但是要在一个范围内，这一点，跟黄一样。”萌总裁笑道，“千万不能搞文字狱。欢迎老百姓谈问题，什么都可以谈嘛，我们要欢迎。”
萌总裁的办法并没有多少建设性，却让旁听众人都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华皇没有说完的一句话，或者是不能说出来的一句话是这样的——华皇总是对的！
这就是华皇要给所以华国人的感觉，毕竟，萌总裁在1877年才推翻清廷的统治，现在已经是1879年的4月份了！
比欧洲整整晚了一年多年的社会改造，华国要想追上去，实在是一种逆天发展的行为！
但是华皇并不认为钳制老百姓的思想，让大家一定要按照他的想法来，就是最好的，还是要加快开放的速度。
即便是李提摩太，凯瑟琳，甚至包括卡特莉娜卡芙公主这种在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外国人’，其实，都多多少少已经被华国的很多传统文化给同化了。
华国的确有这样的魅力，同化的能力太强悍了，在华国生活时间长了的人，都会养成华国同样的生活习惯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他们和洁格格，赵轻萝这种土生土长的华国人一样，都不会想到多引进欧美文化的问题。
“那，我们不就是在完全复制他们的文化吗？到时候，我们国内不是也泛滥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卡特莉娜卡芙公主担心的问道。
“这点问的好，我们要再批判！直白的翻译之后，要有我们自己的东西，要在像《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书的每一章结尾处，或者旁白上，加上华粹党的观点，现在的初级资本主义经济和未来的国家资本主义要结合起来。”萌总裁下结论道，在华皇的教育思维中，先资，资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国家肯定要过渡到国家资本阶段，然后过渡到社的阶段，历史就应该是这样的，只是华皇不知道自己手里的华国，每个阶段要花费多少时间，如果能够以极少的时间，让华国的资本主义完全替代封建主义，这就是一种进步，在19世纪来说，已经很足够了。
卡特莉娜卡芙公主和洁格格都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赵轻萝，李提摩太，凯瑟琳则没有什么表示，不是他们听不懂华皇的话，只是这看似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却已经触及到了很高的层面了，三个人的级别不够，不能随便对这种高层的东西发表意见。
华皇笑道：“不用紧张，教育的目的就是引导，在学习中进步，一定要敢于学习，不要怕学习，我们在跟世界接触的时候，也会受到各种思潮左右。我相信，华国会形成自己的一套文学体系的，当然，国学不能抛弃，甚至要在语文中摆在更突出的位置，同时加强政治教育。当然，在引入欧美文学的时候，也要做好甄别工作，主要引入的小说，也鼓励华国国内创作讴歌时代进步，充满正能量的作品。文字狱要不得。”
卡特莉娜卡芙公主和洁格格又同时点点头，华皇的话，虽然好像和洁格格刚才说的差不多意思，其实是不同的，因为洁格格没有说要大量引入欧美文学的问题。
在封建时代，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文字狱，从来没有像华皇这样的，不但顾虑发展传统文学，也鼓励引入欧美文学，并驾齐驱发展的皇帝。
华国古代的文字狱以清代最为残酷暴虐，清代皇帝大施文字狱，目的在于压制汉族人的民族独立反抗意识，树立清朝统治的权威，加强中央专制集权，这种文化专制政策，造成社会恐怖，文化凋敝，从而禁锢了思想，摧残了人才，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华国的文字狱古已有之，历朝历代屡见不鲜。
《汉书》记载，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令“宣帝见而恶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杨恽腰斩。
曹魏末年，嵇康因写作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令权臣司马昭“闻而恶之”，而被斩于东市。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六月，大臣崔浩因主持编纂的国史直书揭露了北魏统治者拓跋氏祖先的羞耻屈辱的历史，被北魏太武帝下令族诛，同时株连被杀的还有崔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等北方大族，史称“国史之狱”。
在萌总裁的认知中，人接触的越多，越是能够判断是非，越是不让人看，不让人接触，以讹传讹，闭门造车，越是会坏事。
宋代的皇城司巡察亲事官、亲事卒、逻卒是特务，这些人员北宋开国之初早已有之。
宋代文字狱较多，诸如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胡铨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几乎尽人皆知。
宋代的文字狱以宋高宗一朝最多，宋高宗时“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
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5《秦桧文字之祸》考述，不下20起。
宋代禁书、焚书的事件不时发生，私史往往是禁毁的主要对象。
如崇宁二年（1103）四月，“诏毁刊行《唐鉴》并三苏、秦、黄等文集。”诸如《东斋记事》、《湘山野录》、《刘贡父诗话》、晁补之文集以及程颐的著述都在禁毁之列。
元朝时思想管制较松，基本没有文字狱的记录。有人告发南宋遗民梁栋的诗句“谤讪朝廷，有思宋之心”。
梁栋被押往大都审讯，坚决不服，最后礼部官决定：“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便将其无罪释放。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春节，江南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创作一副春联：“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讽刺元朝公文的俗气，被人告官，但处罚只是免职而已。
唯一一起文字狱疑案则是宋恭帝之死。
忽必烈封宋恭帝为瀛国公，封谢太后为寿春郡夫人。封福王赵与芮平原郡公，把公主嫁给了恭帝；谢太后有病，下诏书明令优待宋室宗亲，让他们居住在大都。七年后，谢太后病死。
元朝天下初定，汉人反抗情绪严重，赵显无疑成了这些人的精神领袖，忽必烈完全应该杀掉赵显，以彻底断绝后患，但忽必烈没有对赵显下毒手，而是给了他一大笔钱，给他找了个地方，送他去西藏萨迦寺出家了。
忽必烈想让他在远离内地的雪域高原终了一生，既使他不至于威胁新政权的存在，又能保全性命。
元代高僧释念常所著《佛祖通载》记载：“宋主以王位来归，学佛修行。帝大悦，命削发为僧宝焉。”。
在此之后的汉文史籍就就没有了瀛国公赵隰的记载，但在藏文材料中偶有恭帝的踪迹。恭帝十九岁时到喇嘛庙里出家，驻锡萨斯迦大寺，号木波讲师。入吐蕃，学习梵书、西蕃字经。把汉藏佛经互译比勘，校订经书中的异文。
后来赵隰还担任了萨迦大寺的住持，法号为“合尊”，成为当时吐蕃的佛学大师，四处讲经，穷其一生潜心研究佛学。
他翻译了《百法明门论》，以及佛理深奥的《因明入正理论》，在扉页留下了题字，自称为“大汉王出家僧人合尊法宝”。
被藏族史学家列入翻译大师的名单。
朱元璋十分忌讳“光”、“秃”等字眼，就连“僧”也不喜欢，甚至连和“僧”读音差不多的“生”也同样厌恶；他曾参加过红巾军，因此不喜欢别人说“贼”、“寇”，连和贼读音相近的“则”也厌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摘引《闲中今古录》说，杭州教授徐一夔在贺表里，因为写到“光”字和“则”字，朱元璋认为是讽刺他当过和尚当过“贼”，于是杀了徐一夔。
但现代学者陈学霖研究称徐一夔在“被杀”的第二年，居然还给人写过墓志铭，事实是，他平平安安地活到八十多岁，死于建文二年，在朱元璋去世之后。
在《大明御制皇陵碑》里，朱元璋本人也没有隐瞒自己出家和参加起义的旧事，倒是坦陈了这段在封建士大看来似乎很不堪的历史。
朱棣全面继承了他父亲文字狱的暴政，杀了方孝孺后，立即下令“藏方孝孺诗文者，罪至死”，方孝孺的门人不得已，将方的诗文改名为《侯城集》，才得以行于后世。
永乐三年十一月，庶吉士章朴家藏方孝孺诗文，被斩。
其他跟方孝孺有关的文字也不行，比如方孝孺的老师宋濂（《元史》的作者）诗集中有“送方生还宁海”，全部被删节涂墨。还有练子宁的《金川玉屑集》也在查禁之列，还有建文帝的殉难诸臣的诗文一律被禁止发行，一切有关建文帝的文字都不许露面，还鼓励告密，如永乐九年，黄岩县告发有人持建文时士人包彝古所进楚王书，下法司严惩。
浙江佥事韩邦奇因为看到宦官掠夺富阳茶鱼，为害一方，作歌哀之，被当地的镇守太监王堂认为诽谤圣上，下诏狱，罢黜为民。
河南巡抚胡赞宗因为写迎驾诗中“穆王八骏”语为诽谤，被革职，杖四十。
南京工部尚书吴廷举因为引用白居易、张永诗句“朝廷雇我做闲臣”“江南闲煞老尚书”，嘉靖帝大怒，将其革职。
嘉靖十六年，应天府试，考生答卷多讥讽时事，考官评语失书名。
嘉靖帝大怒，将考官江汝璧、欧阳衢下诏狱，罢黜为民，府尹孙懋下南京法司。
洁格格笑眯眯道：“听陛下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呢。”
“有吗？其实我也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有一条，不要不让老百姓说话，法律和文学，是不相冲突的。不能公开黄，却可以公开谈政治，但是要在一个范围内，这一点，跟黄一样。”萌总裁笑道，“千万不能搞文字狱。欢迎老百姓谈问题，什么都可以谈嘛，我们要欢迎。”